一、四方面军的亲密情谊——张国焘改变了态度——矛盾的萌芽——“统一组织”的压力——毛泽东决定让出总政委——芦花会议调整组织——张国焘还要解决“路线问题”——第二次芦花会议——通南巴问题的由来——反六路围攻——张国焘在通南巴继续肃反——统一战线方面的失策——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出通南巴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一、四方面军开始联合行动。从表面看，会师后的蜜月还在继续，但在双方的领导层内，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和误解在暗中发展着，并且越来越表面化，令广大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迷惑不解。

    矛盾是从哪里开始产生的，谁也说不清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指战员们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好比两个久别的兄弟重逢，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一见面就互相算计呢？

    当时任红五军团保卫局局长的欧阳毅回忆会师后的那段日子说：“我们红五军团与9军的驻地紧挨着。两支部队经常在一起组织联欢，参观访问，交流战斗经验，互相检查对方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开展体育活动等友谊竞赛。9军的同志们见我们穿的比较破烂，物资十分缺乏，便主动给我们送来了酥油、炒面，还有几百套灰布军衣。我们也回赠了一些枪支弹药。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既感动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里都热烘烘的。”

    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亲身感受到四方面军战友的情谊。过雪山的时候，他的马死了。邓小平只好与普通战士一样，靠自己的两条腿一步步翻过大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见到了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战友、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傅钟看到邓小平连一匹马都没有，非常同情，便慷慨地送给邓小平一匹马，还有衣服食品。这些东西不多，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雪中送炭。邓小平深受感动，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对子女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淳朴的农民，他们热情、直爽，打起仗来十分勇猛。但是文化水平低，头脑比较简单，常常干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在政治上不如一方面军的同志成熟。四方面军的人从心里是把一方面军当大哥看待的，虚心向他们学习。原红四军的侦察参谋许昌同志回忆：“四方面军向一方面军学了不少东西。如保密，原来四方面军下至连上至军都有大旗，驻到哪里，大旗门口一插，一行动前面扛起来走。人家不要问就知道哪一军哪一师，以至哪一连。再如号谱，通讯联络，原来四方面军使用的与国民党的一样。会合后，这些都改进了。”

    会合以后，双方指挥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现在两大主力会师了，就应该迅速地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而不应该各行其是。懋功会师后，徐向前就建议一、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相互调剂补充。刘瑞龙回忆：“会师后，徐向前同志看到一方面军减员太大，亟需补充，又考虑向一方面军学习，主动向中央建议，请一方面军调几位得力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开始不同意，经徐向前同志做工作，并经中央批准，这一建议才得以实现。一方面军派来担任各军参谋长的有陈伯钧、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等同志，对四方面军部队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四方面军抽调给三军团的部队是90师的270团和89师直属队共2600余人；抽调给一军团的部队是98师的294团共2000余人和11师32团1200余人。后来，这些编入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战斗中都发挥了他们的重大作用。”

    四方面军在会师初期，给一方面军的支援和帮助是真诚的，实实在在的。他们对一方面军是尊重的。但是张国焘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所以打了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