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北上实施松潘战役计划——藏族上层贵族煽动反对红军——筹粮困难——红军四出寻找粮食——藏民与红军的冲突——后卫部队遭到藏民和国民党军的夹击——松潘战役进展不利——红军在川西北陷入困境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决议，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在一起迅速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于1935年6月29日下达到一、四方面军各部队。

    战役部署是：红军主力兵分三路，林彪、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十六个团为左路军；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陈昌浩率八个团为右路军。三军分路并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川西北军事重镇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9军军长何畏分别率岷江支队、懋功支队掩护红军后方的安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率各警备部队负责中央和方面军总部机关驻地卓克基、阿坝等地的保卫工作。

    红军刚刚开始行动，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厄运就降临了。它们不是来自国民党和四川军阀，而是来自川西北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藏族土著居民。

    川西北地区的自然地貌十分复杂，松、理、茂地区的岷山、邛崃山、大雪山高耸入云，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今天这里美丽的自然风景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在当时却给长征的红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山高路险，部队行进十分艰难。由于地处海拔3500～4000米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粮食作物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这个荒凉地区现在一下来了十万红军，他们吃什么，到哪里去找寻足够的粮食和给养，立刻成了严重的问题。

    这一地区世世代代居住着藏族人。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当时，他们的祖先吐蕃人从青藏高原迁徙到这里，为了争夺成都平原的财富与唐朝军队进行多次交锋。唐朝宰相李德裕修筑的姜维城遗址，至今还雄踞在茂汶境内的半山腰上。民国以来，四川军阀对川西藏民横征暴敛，滥施淫威，激起了藏民对汉人的仇恨心理。封闭和愚昧使土司和活佛成为贫苦藏民至高无上的主宰，这里的社会还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时代。红军突然来到这里，打破了山间的沉寂。但他们给藏民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

    红四方面军刚到这里不久，徐向前就敏锐地感觉到：“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反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行动，是当地藏族土司和宗教上层人士共同策划的。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因崇山峻岭、交通及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困难，无力派大军追剿，于是便利用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地方土司，向藏族群众作反动宣传。当时青海、川西的宗教领袖和土司虽然与国民党军阀也有矛盾，但在反对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立场是一致的。1935年6月9日，蒋介石在成都召见流亡的昌都诺那活佛，封他为“西康宣慰使”。此举被当地记者讥为“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而诺那本人却感激不尽，愿效犬马之劳。6月22日，诺那发表《告康藏民众文》，咒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劫掠奸淫，对于一切宗教，无不毁灭净尽”。要藏族僧众“俱宜一心一德，以与残匪作殊死战，无论如何，不令越康境一步”。这些宣传对于那些信奉喇嘛教的藏族民众，无疑有着很大的欺骗性和号召力。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一部在傅钟带领下向卓克基东北的马塘、康猫寺地区进发，在康猫寺与日头喇嘛率领的僧众骑兵遭遇，双方激烈交火。傅钟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