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掉了苏区，一路逃到这里。如果不是他的接济，很快就会被消灭。所以，中央现在应该听他的，让他来领导。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一方面军尊敬好奇的心理，在会合后不久便渐渐淡化了。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军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得了。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对比之下，四方面军的精神面貌要强得多。在会合之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少向一方面军讲张国焘的坏话。相反，令聂荣臻极为不快的是，“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当时中央的一些举动，也激化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30军领导向张国焘报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30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中有浓厚的军阀习气。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30军政治部把中央调查人员与他们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交给张国焘。一方面军的各种文件，也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张国焘的手里。所以，张国焘与中央的关系迅速恶化，想当领袖的欲望急剧膨胀，绝非偶然。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政治气候，确实产生了对他有利的因素。

    徐向前回忆说：“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见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事隔多年之后，徐帅回忆起来还这样恼火，可见当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中央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反感和气愤。

    张国焘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召开会议和与干部谈话，把大家的火都激起来了。于是他开始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理由是要“统一指挥”。7月1日，张国焘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谈毛儿盖战役实施的部队调遣和部署时，强调指出：“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暗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引起部队调动的混乱，给敌军以可乘之机。几天后，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的成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总司令部的建议，推荐徐向前担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便给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张国焘来此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