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天。”第二首是韦应物诗：“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之后，他说：“诒和，这两首诗尽写相思别离，情意浓挚，却又模糊迷离。因为进入中唐，诗在气韵上发生了变化。”

    说到晚唐，张庚又一连背了三首诗。有温庭筠、杜牧和刘禹锡的《杨柳枝》。他最后背诵的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吟罢，老人很感慨地说：“李商隐的《乐游原》是绝佳之作，但已无气，透出的都是对衰暮之美的叹息了。”

    我认真地听，明白他的讲解，却不明白他的用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茫然。遂道：“不同阶段的唐诗里，都有一股气贯注其间。盛唐的气最盛，晚唐气已衰。”

    我问：“这气是怎样形成的？”

    张庚笑了，说：“这股气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有个一代英主李世民。这就是在封建王朝，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出大成就的条件。”

    说到张庚的性格，似乎用一句话很难概括。他那张不怎么可亲的面孔和脸上常挂着的严峻神色，让人觉得难以沟通和交流。所以，与他长期共事的人可以讲述他的学术成就，却很难描述他的行为举止。我则是一步一步接近他的，是通过一件一件小事认识他的。

    我刚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就赶上粉碎“四人帮”后的清理“三种人”。“三种人”之一种，是指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在研究院工作的一个男青年（后调至其他单位），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受到清理。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打过张庚。专案组人员找到了张庚，作最后的印证。

    问老人家：“黄××，是不是打了你？”

    张庚沉默。

    再问。

    张庚答：“有人打过我。他是不是打过，我记不清了。”

    如此回答，令同事们惊诧。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确认：张庚是知道黄××打过自己的。

    这样的慈悲宽厚，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于是，有人跑去问张庚：“事情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说‘记不清’？”

    张庚说：“他还年轻，我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

    一九八四年，全国剧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选举的结果是--原来的专职副主席××落榜，而从未做过官的吴祖光当选。如此一上一下，轰动剧坛。会后，××四处托人，八方奔走，并指责“剧协存在一个小圈子，并搞地下活动。”

    张庚闻讯后，径直找到××，开门见山地说：“××同志，我今天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情况。我们剧协和作协（即中国作家协会）不同。作协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有宗派，而且这种宗派活动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延续直今。但戏剧界没有，这是很难得的。请你注意这个问题。”

    这番话对××来说，真可谓出乎意料--在他还没回过神儿来的时候，说完话的张庚已飘然而去。

    这种出乎意料的话，张庚说过许多。记得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大家讨论在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戏曲所里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在‘公’字的旗号下，无不为‘私’字而奔走。在无限忠于党的同时，随时准备出卖朋友……”

    没容他讲完话，一个老资格的研究员拍案而起，喝道：“你这简直是反动言论！”

    全场愕然。

    这时，只见张庚摆摆手，要那个愤怒的同事坐下。然后，对他说：“我看××讲的话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