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

    散会后，有人感叹道：“看来人的思想僵不僵化，真的不在于年龄。”

    一九八六年前后，研究单位开始了评职称的工作。搞研究的人，可以不出国，不提级，不当官，却非常重视评职称。由于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大家对结果不满。我写了封公开信，表达了这种不满。不想，这信把一座恭王府搅得风风雨雨。

    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庚接到了信，立即召开了有中青年研究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

    会上，他首先讲话。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住在十二层楼的房子里，脱离大家，高高在上，不了解同志们的实际情况。虽然我没有参加戏研所里评职称的事，但我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想听你们的意见。特别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中年人，姓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他严肃地说：“张老，我六十年代初分配到研究院，大家叫我小栾。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我快五十岁了，住房窄，工资低，没有提干，更没有出国，这些我都能忍。但是评职称不同，是学术范畴的事，更是对我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及能力的核定。所以，我希望做到起码的公开和公正。同时，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和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叫我小栾。”

    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张庚自始自终都在认真地听。谁发言，他的眼睛就瞅着谁，诚挚又专注。最后，他做了一个小结，说：这件事他是要负责任的。一定给大家一个答复。

    此后，张庚再没有管那个姓栾的叫小栾了，而我们却还是小栾小栾地叫着。

    我的公开信也递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作家出身的文化部部长要接见我。我紧张得连觉也没睡好。脑子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部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随和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生活培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王八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眼泪簌簌而下。我不禁想起了张庚，想起了他召集的座谈会，想起了他那专注的目光，想起了他说自己“高高在上”。

    也不知什么时候，戏剧界搞起了评奖。先是剧协搞，设立了梅花奖，曹禺奖。后来文化部也搞，设立了文华奖。再后来宣传部也搞，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登时，戏剧界沸腾了，热闹了。演员、导演、编剧、作曲、舞美一齐朝它飞奔而去。又不知什么时候，兴给评委送礼了。最初的礼物是土特产，后来升级为红包。当然，不是每个评委都送。送能送的，不送不能送的，张庚属于后者。一次，广西的某个剧团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