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迁都、改姓等等举措，一直以来并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但他的太子元恂却“以身作则”，首先有惊人之举。太子元恂“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赏赐他堂皇汉制朝服，太子元恂只在上朝时穿穿装样子，一回东宫就又换上“胡服”。中庶子高道悦为东宫官属，常常苦谏，劝他别惹父亲不高兴，这位十四岁的大胖孩子不仅不领情，内心十分仇恨跟前这位唠唠叨叨的大儒。其实，所有这些表现，不过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放在常人身上也罢，但身为太子，一举一动就是天大的事情。

    公元4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孝文帝外出，太子元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率众想逃离洛阳，夜奔平城。临行，他竟手刃高道悦，亲自刺死了苦口婆心的属官。

    察见宫内乱起，同为宗室的禁军首领元俨立刻守住皇宫及洛阳各个城门，元恂毕竟羽翼未丰，东窜西窜，跑到半夜也没能跑出去。尚书陆琇得知消息，连夜疾驰，奔告孝文帝。

    孝文帝“大骇”，又不敢声张，仍旧继续按既定行程，到达目的地后才不紧不慢地还宫。回洛阳后，孝文帝立刻把元恂逮至御前，亲手用大棒教训他。气急之下，他又令其弟咸阳王元禧代自己猛揍这个忤逆之子，“扶曳而出，不起者月余”。喘定后，孝文帝马上于清徽堂召见群臣，议废太子。

    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都是太子名义上的保傅，“并免冠稽首而谢，”表示自己有训导无方的责任。孝文帝并未迁怒于人，表示：“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元恂违反背尊，欲跨据恒朔谋逆。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大祸。”于是，废元恂为庶人，拘于洛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这位太子身陷囹圄，颇知咎悔，常常一卷佛经在手，很是归心向善。但是，生于天家，有些过错绝对犯不得。一年后，孝文帝巡视代地，中尉李彪上奏说太子又与左右谋逆。已经对元恂大感寒心的孝文帝不问真伪，派兄弟元禧携诏书毒酒，于河阳监所赐死元恂，时年十五，“以粗棺常服”，随便找个地方在当地埋掉。更可惜的是，他母亲白死了，儿子并没有当成皇帝。

    除此以外，鲜卑勋贵穆秦、陆睿等人也不喜南伐迁都汉化之举，想拥立宗室阳平王元颐，最终都为孝文帝镇压，并未造成太大的事端和动荡。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还有不少细微之处，诸如改定官制，一洗昔日杂乱无章的鲜卑旧制，非常系统地统一了内外文武官员的职号；又改定律令，废除残忍的NFDAC首、腰斩等酷刑，除去了从前北魏族诛连坐甚众的酷法，显示出孝文帝的仁德大度。

    北魏孝文帝初期（其实是在文明冯太后掌权时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即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北魏颁布均田法。法律规定：男子十五岁以上，国家授给露田（不栽树木的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此外，还授男子桑田二十亩，需对每家课种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棵。不适合种桑树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四十亩，女子五亩。均田法还规定，桑田可留给农民作“世业”，死后可以不归还国家，其余土地，身死时要还给国家。因此，这些举措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保障了北魏的租调来源。均田制制定得严密，充分照顾到田地的肥瘦、远近、宽窄等诸多因素，同时，又辅以“三长制”，强化了地方组织，搜括荫户，最终使北魏均田制的实施顺利而到位，“课有常准，赋而恒分”，不仅对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鲜卑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得农业逐渐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加速了鲜卑王朝脱离奴隶制的过程。

    一生事业万古流芳

    回溯中华历史，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北魏孝文帝是中华民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