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兵伐齐。出发前，他下诏严禁国内士民穿着胡服，“国人多不悦”，鲜卑族臣民对此诏都很反感。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亲自率兵渡淮河，率三十万铁骑，屯兵寿阳。此次出兵仓猝，加上天气湿热，士卒疲劳，北魏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果而言，久攻数城不下。而且，洛阳又处于草创之际，本来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军中后勤供应短缺，又有不少鲜卑贵族反对，孝文帝不得不撤军。

    统一语言变姓改制

    公元495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拓跋宏又亲下诏令：“今欲断诸北语，一统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允许延缓；三十以下，久在朝廷之人，禁止讲鲜卑语。如果触犯，当作降黜。”不久，又下切诏：“不得语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很快，北魏又依据《汉志》改革度量衡。年底，孝文帝又废除了北魏长久以来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并诏令公私使用。

    建成金墉宫后，孝文帝又在洛阳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小学。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又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他颁布诏书，以为“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拓跋氏改姓元氏。”

    不仅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对于鲜卑贵臣大姓，北魏孝文帝也下诏改姓：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记”。

    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孝文帝又“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并下诏“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品定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与汉族四大姓相仿的鲜卑大姓。

    当然，孝文帝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咸阳王元禧娶隶户女为妻，孝文帝“下诏切责”，并命令他的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正室夫人，“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好好的鲜卑贵族女孩，一下子因为此道“命令”而成了小老婆。至此，六王分别娶汉族大姓的女儿为正妻。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孝文帝与大臣廷议，有人诏议薛氏为河东茂族，孝文帝表示不同意，“薛氏，蜀姓，岂可入郡姓！”正巧，当时担任宫廷执勤任务的羽林监薛宗起正在殿门，听孝文帝如此说，便气呼呼地从殿门处直入中堂，入禀道：“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之后，复归河东，至今已有六世，非蜀人也！今事陛下于北土，难道以后就是虏姓了吗？”言毕，年少气盛的将军把手中的铁戟摔在当庭，不顾而出。

    孝文帝也笑了。他忙派人召薛宗起回殿，说：“爱卿你说你薛家不是蜀姓就罢了，奈何又挤兑朕为胡虏呢？”于是宣布薛姓为河东郡姓，还鼓励说：“爱卿名宗起，实为起宗啊。”可见，孝文帝不乏大度、幽默和宽容，少了汉族皇帝的忌刻和阴毒。

    太武帝时，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不少鲜卑权贵，并最终导致他数族被诛。如今，鲜卑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竟然能一举成功。

    当然，孝文帝的“门阀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汉族重臣李冲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纷纷以“贤才主义”为宗旨，站在士人立场上抵制门阀主义矫枉过正的形式化。但是，中华之事，有时要达至成功，往往需要“矫枉过正”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有弊，孝文帝大兴门阀，胡汉高门倒是一泯界限，北朝的“寒人”阶层除有武功外，再无寸进之阶。因此，武人阶层乐于见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镇鲜卑将士逐渐丧失了“国人”崇高的地位，见摒于“清流”之外，最终揭竿而起，给北魏皇权造成了致命的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