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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剑桥新与旧我的中国胃
失措吓得煞白的小脸蛋儿,她夺门而出,呕吐,呕吐,呕吐。回来后用无比怨恨的眼神凝视着我,一字一句,咬牙切齿:My pet is a frog(我的宠物就是一只青蛙)。罪过,罪过。

    法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写了本砖头厚的《生食与熟食》(the Cooked),探讨食物的烹饪方式和民族性的关系。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性在其对熟食的极度热情上也可见一斑。中国菜里那类“在火里炼三次,在水里淬三次,在风里吹三年,在缸里腌至发霉”的菜式似乎特别多。凉拌菜倒也是有的,但多是煮熟方可。洋人的肠胃比起我们的健壮许多。我的苏格兰室友Simon常常将生菜放到水龙头下一冲,就大嚼起来,油盐都可免去。喝水也是不用煮的,打开水龙头往嘴里灌就是。我的胃惧寒(但热爱冰淇淋),我的牙齿也很脆弱(但痴迷巧克力),所以沙拉、冰水之类的生冷食物都无福消受。

    中国人的身体结构、消化器官与西方人是存在差异的,西餐偶尔吃上一次是情调,天天顿顿吃就是受罪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就提到当时的欧美留学生,说是国人以为他们如何地西化了,可是“我怀疑很多是关在外国的屋子里烧牛肉的??”已经过了好几个时代了,但这句话仍旧是不错的。若干年前张明敏将一曲《我的中国心》唱红了大江南北。我倒觉得这里的“中国心”似乎应该改成“中国胃”——海外游子的中国心会不会永远不变,恕我不能断定,可人人有永远的中国胃好像是用不着怀疑的。旅居美国的华人作家阿城就开导过,说是所谓的海外华侨的叶落归根哪里是爱国,实在是人胃里的分泌物叫做什么氨酶的,到了老了只认少小吃惯的食物,终于熬不住,回国解馋来了。真是一针见血哪!海外的中国人,对于中国的认同,最为执著的就是胃口上的专情。那被古老的中华文明熏陶出来的中国胃是很难被汉堡沙拉牛排薯条奶油汤改造的,这恐怕就是中餐馆可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遍地开花,随处红火的原因了。剑桥的地方不大,可中国餐馆也不少,像万里云、金陵饭店和丑小鸭等。万里云可能是最高档的中餐馆了,英文名叫做“Charlie Chan”。美国二十年代初曾经拍过一部同名电影,片中就把中国人丑化成留着长辫子、古怪无礼的滑稽形象。餐馆取其名,意在自我调侃。店的老板是广东人,现在不但在剑桥开了两家店,在伦敦还有分店,生意非常红火。它的东西做得确实不错,只是价格也是超级贵。曾经有朋友请我在那里吃饭,一碗云吞面就是10个“胖子”。

    在英国,对中餐的想念常常会间歇性地发作,那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想吃咸的、油的、散发出肉香的东西,想念全家人坐在饭桌前进餐的美丽时光——这就叫做馋了,从来还没这样的馋过。于是中国的留学生们但凡聚会大都要操练出一桌丰盛的食物,让饱受虐待的胃来一次彻底的享受。“君子远庖厨”,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们是不信这句话的,除非是带了厨师(太太)来的,其他的人或多或少有一两个绝活。每逢此时,大家都会拿出各自储藏的特色食品,东北的野蘑菇湖南的腊肉四川的涪陵榨菜北京的烤鸭,这些好东西有的是在剑桥的两家中国超市买的(比如在著名的中国超市永辉行就可以买到贵州产的老干妈豆豉酱,大约3镑左右,相当于人民币40块),但大都是从家乡寄来的。很多原料其实在英国的超市中都可以买到,只不过味道与国内差了很多。一次,我去剑桥中国学联主席吴长新家中做客,他贤惠的夫人烧了一锅红烧肉款待我们,好吃也是好吃的,但总觉得不如国内的猪肉香。吴主席,这位带着苏北乡音的年轻的农学专家,认真地给我们分析了中英两国猪在基因上的差异性,并决心将我国美味的“苏泰猪”基因进一步在国际上普及。那一刻,面对着那一锅英国猪烧出的红烧肉,我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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