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可见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非常乐观的，所以计划指标一提再提。

    当时中央领导的看法，认为超英赶美，就是要在钢铁产量上超过他们，所以号召全党全民用最大的努力，来提高钢铁产量。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生产指标是1070万吨，翻了一番，毛泽东希望1959年的钢产量能达到2500万吨，再翻一番。要完成这样的高指标，原有的设备当然是不够用的了，于是就发动群众，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但炼钢厂要炼，而且机关、学校、农村都筑起小高炉来炼钢，这叫做土法上马，全民炼钢。复旦自然不能例外，校园里也筑起小高炉，火焰日夜不熄。没有原料怎么办？就发动同学到处拣废铁，这叫做工业抗旱。外文系学生一直找到江湾机场，在废墟里挖出一架国民党军败退时丢弃的汽车壳，大喜过望。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一般拣到的大抵是些零碎的小件。而且学校周围的废铁是有限的，没有几天就拣完了，于是就把各种可拆的铁器拆下来做原料，一直拆到陈望道校长家门口的铁门。历史系学生还到学校后面的铁路上拆下一段备用的铁轨。而炼出来的成品呢，则连原来的铁门也打造不出来，更何况铁轨。这时，大炼钢铁的目的性已经没有了，只是为完成指标而完成指标，至于炼出来的钢铁质量如何，能否有用，就在所不计了。这其实也是我们生产统计的老毛病：只计产量，不管销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生产与流通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

    不过在那时，却另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能只算经济账，而是要算政治账。大炼钢铁，在经济上显然是得不偿失，这一点不必等到彭德怀指出，谁都能够看得出来，但领导上却以为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赔几十亿钱，只是交学费而已。毛泽东最崇尚群众的积极性，说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所以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全民赶麻雀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虽然动用的人力甚多而轰毙的麻雀很少，但除四害的声势却造起来了。后来虽有科学家为麻雀正名，将它从四害名单中除却，不再加以围剿，但除其他四害，仍旧用的是人海战术。我还记得1959年夏天全校灭蚊的情景：每临薄暮，大家都在面盆里涂上一层肥皂水，然后到树丛、草坪、屋角等蚊虫出没之处去扑，不一会，就能沾满盆底，于是再涂，再扑，效果的确不错。灭蚊当然是好事，但何以不用药水喷射，而要动用那么多人力，当时只觉得时间可惜，事后思之，大概也仍是要发动群众，制造跃进气氛吧！

    要有跃进气氛，就不能按照常规办事，更不能搞得冷冷清清。领导上一再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多、快、好、省”的灵魂是一个“快”字，这种快的速度，就如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所形容的：“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就拿这句话作为行动口号，响遍全国。

    既然要快，于是什么事都讲究速成，连体育成绩也不能例外。那时体育锻炼实行一种劳动卫国制，简称劳卫制，各项运动成绩都订有较高的指标，要达到并不容易，只能根据各人情况量力而行。但那时各个班级却要限期全体通过，当然就要采取许多超常规的措施。比如，学开摩托车，一般总要先会骑自行车，能够在两轮车上平衡住身体，再掌握摩托车的性能，慢慢学开，但这样按部就班地学起来时间太长，不符合跃进精神，于是有些不会骑自行车的，就直接跨上摩托车飞驰起来，一下子撞到篮球柱子上，撞得头破血流且不说，有人还撞掉了门牙，——好在他们还是在体育场上学骑，如果骑到马路上，就更危险了。跑一百米也有新的措施：将那些跑得不好的人拉到桥头上往下跑，利用斜坡的冲力来提高速度，如果再达不到标准的，食堂里还准备了许多猪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