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脱节太久，无法正常工作了，听说是让他领退休金了事。

    双百方针与向科学进军

    但是，到得1956年，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文艺上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学术上应该提倡百家争鸣。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马上抓两个重点：在文科，组织了一场美学讨论；在理科，召开了一次遗传学会议。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又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复旦于当年5月份借校庆51周年之机，举行了第三届科学讨论会。照片上，陈望道校长正在会上作报告。之后各系分场讨论，学生亦有专场，连续数天，热闹非凡。

    美学讨论是由朱光潜的自我检讨开始的。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否定了自己原有的美学观点，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在对朱光潜的批评中，形成不同美学见解的争鸣，有主张美在主观的，有主张美在客观的，朱光潜也参加争鸣，他提出了新的美学见解，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还有人从苏联引入新的理论，强调美的客观性在于它的社会性，一时间争得很是热闹。我们系的蒋孔阳先生也参加了讨论，在复旦带动起一股美学热。后来蒋孔阳的文艺思想受到批判时，他就转入美学，特别是西方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使复旦中文系的文艺学学科形成一种特色。听说组织这次美学讨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后来对《美学概论》编写组的人说过：让他们主观客观地争论去，反正不涉及现实问题。他无意间透露了百家争鸣的底线：不能涉及现实问题。可见，文科学术研究之脱离现实，实乃有意为之，是一种政策导向。而胡风、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之所以受到批判，就是因为现实性太强之故。一方面批评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另一方面又深怕别人接触现实问题，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而大学教师之受到责备，实在是冤哉枉也。

    遗传学问题，与复旦关系更加密切些。因为这里有个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谈家桢教授。在“一边倒”年代，我们对学术问题的看法也是紧跟苏联的。苏联学霸李森科将遗传学分为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对立的学派，认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而基因学说更被说成是捏造的伪科学。复旦生物系谈家桢教授是摩尔根的入室弟子，曾经从事果蝇种系进化和亚洲瓢虫色斑变异研究，提出了“异色瓢虫斑镶嵌显性遗传理论”，在国际遗传学界很有影响，现在当然是首当其冲了。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就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1952年，国内生物学界又一再强调坚持米丘林方向，公开批判摩尔根学说，这对谈家桢形成很大的压力。1952年5月27日《复旦》校报上登有一张谈家桢看显微镜的照片，文字说明是：“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学习米丘林学说研究遗传学。左图为谈教授用显微镜观察果蝇。”这显然是对外界压力的一种应付，因为从照片上，实在看不出来谈家桢是用米丘林学说来研究遗传学，还是用摩尔根学说来研究遗传学，反正顺着形势来说就是了。

    1956年8月间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在苏共20大之后。那时，苏联已经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以斯大林为靠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扶植起来的李森科，也开始遭到苏联科学界的清算。这不能不对中国生物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