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影响。所以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摩尔根学派就有了翻身的机会。对于谈家桢说来，无疑是一次精神解放。次年，毛泽东又两次接见，鼓励他把遗传学搞上去。有毛泽东撑腰，事情当然就好办了，复旦在1959年成立了遗传研究室，后又扩建为遗传研究所，终于在遗传学上搞出了成绩来。

    抓重点是为了推动全面。那一年知识分子特别兴奋，觉得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都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印象较深的有：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引起了持续数年的形式逻辑问题讨论；王中在新闻系提出新闻改革的观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我们中文系，一些曾经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批判的观点，又提出来讨论，如写真实问题，文学的艺术特征问题，蒋孔阳还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提出了一篇长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当然，这与苏联文艺界的新变化也不无关系。这年的科学报告会，办得特别热闹，不但教师提供论文，学生也另辟专场。此后每年举行一次，持续了很多年。应该说，这对复旦的科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可惜到得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就在无形中中断了。后来虽然恢复，可已不再有当年的盛况。

    那时，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领导上还提出要鼓励“独立思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本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正是知识分子创造性工作的基本要求，在1949年以前，复旦学子还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写入校歌。而百家争鸣与独立思考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独立思考，何来不同意见的争鸣？既然要百家争鸣，当然需要独立思考。但在多年强调思想统一、形成舆论一律的形势下，这种精神已经失传了，现在重新提出独立思考问题，的确是鼓舞人心。当时不但领导上鼓励独立思考，而且教授们也都现身说法，强调独立思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复旦》校报上还登着一大篇郭绍虞教授谈独立思考的讲话，很具说服力。

    但是，“独立思考”的口号，与“驯服工具论”却是针锋相对，不能兼容的。要独立思考，就不可能盲目地服从；要做驯服工具，就不能进行独立思考。两者冲突的结果，当然是“驯服工具论”取得胜利，凡认真进行独立思考者，无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