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曾到复旦大学做过报告，王零略尽地主之谊，请刘到家里吃过饭，为这事就审查了将近一年，但不久也就官复原职了。大概王零与刘雪苇只不过是工作关系吧，否则怕是难以过关的。王零原是新四军军部的作战参谋，一向从事“武化”工作，与文艺界本来并不搭界。不过在“文革”结束，刘雪苇复出并继续研究鲁迅时，却仍找他的老朋友王零帮他查找资料。王零还特地跑到我家来要我帮忙，后来又转来一本刘雪苇的赠书。胡风案平反以后，有一次与王零坐在一起开会，我曾问及此事，王零很超然地说：“唉，那个时候，总要审查一下的。即使没有这件事，也会找别的理由来审查的。”遂一笑了之。

    反胡风运动虽然牵涉到很多人，但毕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因为并不是人人都与胡风和“胡风分子”有交往的。接着而来的肃反运动就不同了，它几乎与全校师生都有关系，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大家先是学习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用以武装思想，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接着就展开检举揭发运动。不但要揭发反革命的事实，而且要揭发反动言论。而这“反动言论”又无明确的界限，于是弄得人人自危了。比如，谭其骧教授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书时，很受到该系系主任张其盷的器重，有此知遇之恩，自然会说他几句好话。张其盷是历史学权威，尤长历史地理，与谭其骧是同行，他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谭其骧说他是有学问的人，而且对浙大很有贡献。这原本没有错，但张其盷的身份却使这几句话成了问题。盖因陈布雷自杀身亡之后，张其盷接替了陈布雷的工作，做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又一个文胆，后来又担任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这就成为反革命人物，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谭其骧肯定张其盷的学问，就是为反革命分子叫好，这当然被认为是反动言论，受到批判是难免的。虽然后来并没有给他定罪，但当事者心情是很不愉快的了。

    第一教学楼，建于1953年。直到它建成，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教室。由于学生日益增多，有很多课就移到临时搭建的平房里去上。在这幢大楼里，我听过郭绍虞、蒋天枢、刘大杰、王欣夫、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方令孺、余上沅、鲍正鹄、蒋孔阳、胡裕树诸位老师的课；朱东润、赵景深、濮之珍、伍蠡甫、杨烈等老师的课，则是在平房教室里听的。这些课程，为我打下了治学的基础，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更有甚者，则以言论定罪，或以社会关系定罪，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就更是冤哉枉也。当时“肃”出的反革命分子不少，比如，中文系的余上沅教授，只不过是杨帆的老师，他做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时，对杨帆这个学生颇为赏识，将他留校工作，后来国民党政府溃败时，教育部指令戏剧专科学校迁至台湾，余上沅在杨帆的影响下，抗命不迁，将学校保存下来，交给共产党的军代表，而且自己也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留在大陆。这些行动，应该说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但潘汉年杨帆事件出来后，余上沅就被作为这个集团的同伙捉将进去，一年之后才放出来，已经是毫无生气了。新闻系的赵敏恒教授，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名记者，曾担任过一家外国新闻社远东分社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许多重要的报道。他留在大陆不走，应该说是一种爱国行动，但却被怀疑为潜伏的特务分子，也坐了很多年的牢。在学生中也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两手残疾的学生，被揪了出来，说他当过还乡团，手持大刀残杀农会干部，自己的手也被砍伤了，因而被关进了监狱。“文革”结束之后重新复查，才证实他的手是患小儿麻痹症而致残，而且那时他才十二三岁，不可能参加还乡团，也并没有杀人，参加还乡团的是他的父亲，并不是他，因而得到平反。但此时他已年老，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