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20]據諸職掌。天下夏稅秋粮，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一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粮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隷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21]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餘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粮，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畆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畆一斗。[22]宋淳祐元年，鮑廉作琴川志曰，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畆，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畆，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增益。然則宋初之額，尚未至一斗也。元入中國，初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畆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23]元史耶律楚材傳。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畆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24]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沒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減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25]王叔英疏，亦言輸之官倉，道路旣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獘更多，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粮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粮，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粮，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旣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粮額遞减三分二分外。[26]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稅粮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歲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月之間，所免稅粮，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齊，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勅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監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