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这更加深刻的含义。这种理论为鲍林提供了一条回顾过去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还帮助他明白了生活中发生过的一些荒谬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他还记得，他母亲贝莉生了严重的贫血症，逐渐伤害到大脑，最后终于被迫进了精神病医院。她的大脑中产生了分子不平衡状态。应用分子矫正疗法将会有助于杜绝别人再发生这样的事。

    还不止这一些。分子矫正这一概念可以应用于人体。比方说，糖尿病就可以看作是一种需要进行分子矫正的疾病，让病人体内自然产生适当数量的胰岛素，这种病就可以得到治疗。治疗甲状腺亢进，应当补充需要的碘。氟化水可以防止龋齿的发生。生命是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人体就是发生这种反应的场所。如同任何别的化学反应一样，人体内的化学反应也需要有适当数量的反应物、催化剂和生成物。鲍林很快就从分子矫正的角度，把他的理论从大脑活动推广到人体健康所涉及的各个领域。

    圣地亚哥和斯坦福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鲍林需要一个实验的场所。有了实验的设施，反过来也有利于他寻求必要的资助。圣巴巴拉无法向他提供这样的条件，他只得将目光投向其他的地方。1967年夏天，机会终于来到了。新建和正在发展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邀请鲍林担任为期一年的化学和物理学访问教授。化学系似乎有意向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聘任的关系。鲍林向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请了假，爱娃在拉乔拉找到了住所。1967年9月，鲍林开始在圣地亚哥工作。

    在一段时间中，他似乎又回到了轻松愉快的岁月。又有了一个实验室——尽管很小，只有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时那个实验室的几分之一，但毕竟算是一个实验室——又与一批科研人员为伍。他又能伴随大学校历的节奏开展工作了。

    然而，事实证明，圣地亚哥与圣巴巴拉一样，也非久留之地。鲍林好不容易凑到一笔研究资金，并且雇用了一名研究助理开始对某些问题进行研究时，他就得到消息说，长期聘用他的事又要泡汤了。至于理由嘛，仍然是政治。

    鲍林对两大政党的越南政策很厌恶，因而批评的火力也更加猛烈。1967年，他加入和平和自由党——该党提名参加总统竞选的是布莱克·彭瑟，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并且使用了“实现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这个左翼组织特有的语言。鲍林从心底里拥护这个组织的宗旨和策略，支持美国黑人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号召持续不断地进行强大的群众性示威活动。此时，他还谈到了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我相信非暴力斗争，”他在1968年5月的一次反战集会上说。“但是，当权者都相信暴力，相信武力手段——相信催泪弹、燃烧弹、警察武装、空中轰炸、核武器、战争。只要当权者的自私心理不灭，我们关于未来革命应当采用非暴力方式的愿望就有落空的危险。”

    鲍林使用的语言愈来愈激烈，再次引起加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们的注意。从他抵达圣地亚哥的时候起，就听到传闻，说加州大学有几个校务委员早就看不惯鲍林，坚决反对任何一所分校长期聘用他。说来真不巧，鲍林在1968年2月庆祝了自己的67岁生日，正好是加州大学教授法定的退休年龄，因此，事情就更加困难了。鲍林此时身体很健康，思维也非常活跃，几乎没有考虑过要退休的事。但是，年龄还是成了再次聘用的障碍。与此同时，一项新的规定又开始生效，就是加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取得了直接投票的权力，可以否决任何一个人到了退休年龄而要当作例外情况处理的提议。鲍林心里很清楚，这些校务委员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他。他在圣地亚哥分校的前途未卜，因此要取得研究资助就很渺茫了。没有资助，在学校里就难以得到科研的成果，到达退休年龄再要求续聘就更没有理由了。

    经过几个月的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