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科学文献中写出的结论一样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鲍林成了维生素Ｃ的信仰者。

    不过，他是一个不想大事声张的信仰者。三年里，他每天都服维生素Ｃ，从中得益，却对其不置一言。这倒不是因为他从生化机理的角度对此不感兴趣；事实上，在圣巴巴拉居住期间，他甚至开始测定自己小便中维生素Ｃ的含量——但是，他不相信抗坏血酸是一种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只是希望把霍弗和奥斯蒙德的想法借用于对精神健康和维生素问题的研究。

    鲍林此时正在研究和分析另一重大的理论，那是一项关于精神问题的宏大计划，在未来的一年里，这一计划将要成为他施展想象力的主要阵地。霍弗和奥斯蒙德应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来医治精神分裂症，对鲍林来说，这是促使他研究问题的“催化剂”，但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需要他考虑。经过多年的研究，鲍林开始认识到，人的大脑是一种分子一电子能激发的场所，它通过一种复杂的生化机制发送出种种信号，这一机制由代谢物提供必要的营养，其活动受到酶反应的支配，并以某种人们尚不清楚的方式加以协调和调节——根据鲍林从最先进的流行思想中得出的结论，这一切很可能是通过神经细胞相互联系的有利模式完成的。

    鲍林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有关的生化机制上。他在探索大脑奥秘时所作的初步尝试，十年以前对精神障碍和苯丙酮尿症患者进行的研究，其目标都集中在发现和界定酶缺失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可以用来解释精神障碍的分子学原因。他所采用的工具局限于尿样分析和血液分析，由于这类方法太粗糙，难以帮助他找到所希望的目标，因此，这一研究最后以失败告终。如今，精神健康问题又再次成了他注意的中心，另一种至关重要的理论又在他的头脑中酝酿起来了。他相信，利用这种理论就能够解释——就像他创造的其他重大的理论一样——各种各样模糊不清，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现象。

    如果说，人的大脑功能取决于某些分子（比如，酶、辅酶、替代物、生成物等等）的适当数量的话，那么，大脑的最佳功能就很可能取决于在大脑中分子的某种类型的平衡，正如他后来所说，要有“合适数量的合适分子”。如果有一种重要的酶不够活跃或失效了——苯丙酮尿症患者就属于这样的情况——那么整个机制就会陷入混乱的状态。不过，要是有一种酶功能失调，我们就可以通过大量补充有关的物质来恢复平衡。这也许就是霍弗和奥斯蒙德用烟酸所做的事——在一种酶反应失调的情况下，大量运用一种替代物或辅助物使其回到正确的方向。

    鲍林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名称——“分子矫正”精神病学，并且着手准备发表自己的思想。

    “分子矫正精神病疗法，就是通过给大脑提供最佳的分子环境，特别是提供体内正常状态下各种元素的最佳浓度的溶液，对精神病治疗的方法，”他在1967年春就这一理论撰着的第一篇论文中作出了这样的解释。采用不含蛋白质的食谱来治疗苯丙团尿症，就是分子矫正疗法的一例：其结果是降低了造成精神障碍的氨基酸浓度。霍弗和奥斯蒙德的超大剂量维生素Ｃ疗法是分子矫正疗法的又一个例子。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人们还知道，种种不同的营养缺失症，其中包括诸如糙皮病和坏血病那样的维生素缺乏症，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精神错乱的症状。“大脑和神经纤维的功能，与其他器官的功能相比，更加敏感地取决于化学反应的快慢，”鲍林写道。“我认为，精神病多半是由反应速率失常引起的。一个人的遗传结构和饮食，以及重要元素的分子浓度发生异常的变化，决定了这类反应的快慢。”

    这一新理论的某些结果使鲍林感到特别兴奋。这是一种重要的理论，错不了。这种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了大脑运行的最佳方式。不过，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