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使个人和阶级漠视彼此的要求的障碍和不平等。这种发展的自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人类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要与别人团结一致的感情。穆勒认为，如果这种心理状态得到完善，它就会使人产生一种欲望，只想去做那些对别人同样有利的事。人的自然需要之一就是他的感情与他的同胞的感情应该和谐一致。他想知道，他的目标和他们的目标不是对抗的，他不是要反对他们的善，而是要帮助实现他们的真正需要。

    不过，穆勒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按照差别原则（或某种类似标准）办事的欲望，而不是一种按照功利原则办事的欲望。穆勒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异；但他似乎从直觉上认识到，如果在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里，人们的目标遵照人人都可接受的方式而协调一致，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是一个按正义原则所表达的相互关系概念来办事的社会。他的看法是与这样的一种思想一致的，这种思想就是：诱发人们的团结和同情这些自然感情的稳定的正义观，比功利主义标准更有可能体现这些原则。这个结论从穆勒对正义感的来源所作的描述中得到了证明，因为他认为，这种感情不仅来自同情，而且也来自自卫的自然本能和获取安全的欲望。这种双重来源表明，在他看来，正义在利他主义和自我要求之间建立了平衡，从而提出了相互关系的概念。契约论也可以取得同样的结果，但不是通过特别权衡两种对立倾向而取得的，而是通过最后导致适当的相互关系原则的理论推定而取得的。

    在论证正义原则的更大的稳定性时，我曾经假定，某些心理学法则是真实的，或者是接近于真实的。除此以外，我不打算对稳定性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我们可以指出：人们可能会问，人们是怎样获得这些心理学法则所描述的本性的。进化论可能认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获得正义感和道德感觉的能力，就是人类对它在自然界的地位的适应。人类学家认为，某个人种的行为模式和获得这些行为模式的心理机制有其自身的特点，正如他们的身体结构有其显著的特点一样；同时这些行为模式也完全同器官和骨骼一样，经历了某种进化过程。对于生活在稳定的社会集团中的成员来说，遵守公平的合作安排和培养为维护这些安排所需要的感情的能力，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人们寿命很长和互相依赖的情况下，这种能力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条件保证在无数情况下彼此之间一贯得到遵守的正义对所有各方都是有益的。

    然而，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正义原则与进化倾向的关系是否比功利原则更为密切。如果选择始终是个人的选择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选择，如果对各种道德行为方式的感知能力也是以遗传为基础的，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利他主义就立即显得好像普遍地限于同一家族和人们朝夕相见的较小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的意愿，可能有利于一个人的子孙后代，因而往往会得到选择。现在再来谈谈另一个极端。如果一个社会在其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中对职责以外的行动具有强烈的癖好，它就可能会危及自己特有文化的存在，它的成员也可能会有被人支配的危险。因此，可想而知，按照合理的仁爱的更广泛形式来办事的能力，可能会泯灭殆尽，而在亲属关系之外的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中，按正义原则和自然责任办事的能力，可能会得到赞同。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维护自然责任的倾向以及作为对正义安排的稳定手段，这一系列道德感觉可能会发生演变。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正义原则就又一次获得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这些看法不是为了替契约观点提供辩护理由。赞成正义原则的主要依据已经提出。这里，我们只是检查一下已经采用的正义观是否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正义观，它是否并不那么不稳定，以致某种其他选择是否可能更好。现在我们触及了这个论据的第二部分，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