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新政权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五条誓文》，明确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

    一八七一年，日本决定派遣“欧美使节团”，以岩仓具视为正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新政权中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等部门的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他们先到美国，然后转向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日本政府认为这次出访意义重大，“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岩仓使团的官员们参观了西方各国的政府机关、议会、工厂、法院、报社、医院、学校等。“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国之后立即写出《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他指出：“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

    木户孝允格外关注西方的教育，他在给文部省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与使团随行担任记录的久米邦武将沿途的笔记整理成书，标题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该书中的许多内容成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课程。

    然而，满清王朝直到三十年之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惨痛教训，才开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问题。这些皇亲国戚丝毫没有日本维新官员的见识和胸襟，他们走马观花的考察并没有对中国国内的变革产生任何积极作用。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个从欧洲欧洲游学归来、深入地研究了现代西方政治体制和哲学的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明治维新”的年轻设计师。他们领导朝气蓬勃的天皇政权进行了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经改革，并实施“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两大政策。

    一八九八年的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与其说是王朝主动进行的一次大变动，不如说是少数知识分子力图证明改革正确的一次孤注一掷、损失惨重的尝试。中国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日本同行那么幸运，他们的命运是斩首、放逐和流亡，他们遭到了大部分同胞的嘲笑、辱骂和唾弃。短暂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天，像是黑暗夜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火箭烟花，其光亮消失后留下的夜空比先前更黑暗。

    一八八九年，日本政府颁布明治宪法。这是一个深受近代德国政治理论家君主立宪观念影响的文件。在这十年间，东京的人们把“君权”和“天赋人权”的意义作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而专横顽固的满清统治者，一次又一推迟立宪的时间表，直到满清王朝灭亡也没有实现真正近代意义的立宪。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在阅读卢梭的著作，在东京和大阪的书店里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而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们才开始得到日本人这种文化冒险精神的好处。

    日本在进行自强运动的同时，也企图仿效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策略。当年，在外部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签署了日美、日俄等修好条约之后，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对此评论说：“吾方决不毁约，失信于戎狄”。但在另一方面却宣称，应当“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明治维新初见成效，日本政客就宣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毛之扰，外有英法之侵……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

    明治维新百年来，日本的近代史清晰地划出了这样一道弧线：在“脱亚入欧”的近代思潮的刺激下，日本在亚洲率先成功地转向了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处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