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狭隘的岛国心态，使日本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历史悖论：源于反感并抗争西方强权的心理，却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利己情势的合成下，最后选择了模仿西方殖民者强势扩张的经历，催生出了东方式的帝国主义殖民道路。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尽管让西方人惊讶不已、让中国人羡慕不已，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近代化。

    所谓“先天不足”，是说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蔑视生命的观念等，并没有在这场洗礼中得以清除和更新；所谓“后天失调”，是说日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仅仅着眼于军事和技术层面，并没有深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基本价值观之中。因此，“明治维新”产下的是一个畸形的婴儿。作为最早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亚洲国家，日本未能确立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的观念，也没有建立稳定的文官政府，其政权很快被一群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军官团掌握了。

    由“明治维新”而建立来的日本近代化军队，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组织形态、战略部署等方面确实与西方军队不相上下，但日本统治者却拼命向士兵的头脑中灌输武士道精神的毒素，使得这支军队成为虎狼之师、恶魔之师。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沐皇恩”的乃木希典大将夫妇，在家中剖腹殉葬。在二十世纪初竟然还出现如此野蛮和愚昧之举，这一事件验证了日本历史学家高桥龟吉的论点：“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着指导性的地位。”

    明治维新一开始，天皇为了让日本拥有铁甲舰队，不惜花费血本向英国等海军强国购买。因为国库空虚，他毅然宣布：哪天资金没有到位，哪天自己就只吃一顿饭。视天皇为神明的日本国民大受刺激，纷纷省吃俭用捐钱买军舰，甚至出现了妙龄少女不惜卖身筹款的新闻事件。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大肆挪用海军军费筹办自己的生日庆典。这个残忍而工于心计的女人，虽然控制了中国政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却始终不明世界大势和文明走向。她的智慧仅仅限于厚黑学和权谋术，她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顽固而守旧老太太。

    颐和园的莺歌燕舞，一时间似乎遮掩了几百公里外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深深的危机。然而，破冰的那一刻很快就要到来了。

    与日本相比，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和坎坷。二十世纪初，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引发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却出现了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的混战；然后是张扬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国民国民军的北伐。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固然与中国本身的问题有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日本的破坏和干扰。

    当武昌起义、革命成功在望的时候，日本舆论高唱干涉之论，日本政府希望将中国一分为二，北方维持清廷，而以东北为交换条件；南方建立共和，但必须置于日本保护之下。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向京津汉口等地出兵。后来，利用承认民国政府的问题，夺取了满蒙五条铁路的修筑和管理权。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远东列强的势力均衡被打破，日本认为这是扩大其在华势力百年不遇良机。在日军占领山东期间，侵略中国的秘密组织“黑龙会”已经草拟好了“使中国自愿投依日本”的方案。八十天之后，日方向图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提出酷烈的《二十一条》，企图一举摧毁中国的命脉。

    一九一七年，沙俄崩溃，日本失去了北方的敌人，更是产生了独吞中国的野心。经济侵略与军事控制并进，西原借款与防敌协定纷来，大规模地制造中国内乱。

    一九一八年，日本看准段祺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