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各国事务衙门”。尽管这个机构比近代国家通常设置的外交部小，但它标志着中国统治者放弃原来那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即把一切外交事务都交给“礼部”来处理，以维护这个国家只接受其他国家朝贡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总理衙门之下，思想开明的恭亲王奕訢设立了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这一常识性的建议，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由《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提出。当时，魏源充满忧患地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二十年之后，魏源已经被他的同胞所遗忘，而在日本知识界《海国图志》却成为人手一册的经典著作。

    在北京，外国使节觐见皇帝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讲究天朝面子和君臣关系的高官显贵们，坚持“夷人”必须向至高无上的皇帝下跪。而这是经过近代文明浸染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屈辱条件，他们在自己的国王面前也不会下跪，更不用说要向一个被他们打败的老大帝国的皇帝下跪了。

    而在日本，一八六八年初，明治天皇政府刚一成立，政教合一、地位尊崇的明治天皇就亲自接见法、荷、英各国驻日公使。这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天皇迁到东京之后，于一八六九年又相继接见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美国、普鲁士等六国的公使，并接受各国的国书。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抵达日本。二十八日早晨，何如璋来到东京的皇宫晋见日本明治天皇。事后，何如璋在日记中写到，明治天皇身着西服，伸出两手恭敬地接受国书，以鞠躬为礼。他评论说，这些仪式“于泰西同”。而在何如璋这样思想还算开明的满清高级官僚心目中，虽然承认中国“兵船各制，亦事事讲求”，但又坚持“政治之大者，如礼乐文章之类，则自有圣教可遵，千古不废者也。”这种抱残守缺的顽固思想，可以看出中国的洋务与日本的维新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二三十年间，满清的决策层依然对于派使节出洋充满踌躇。在统治者心目中，西方文化就好像传染病毒一样，如果外出的使节沾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有可能将它传遍纯洁而宁静的中央之国。

    而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几年间，就毅然决定派遣使节到西方世界观察动静，学习先进文化。日本统治者愿意遵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让自己尽快跻身其中，由一名被凌辱者转而变成平等的一员。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明白过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把那篮筐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问题。”这一“恍然大悟”，比日本足足迟到了一个半世纪。

    一八五九年，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就上一年所签订的条约交换批准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都规定，应当在中国的首都办理此事。满清王朝对此顾虑重重，当然更不会同意派使节到对方的首都去展开外交活动。

    相反，在与美国的外交中，日方却主动要求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换约地点，并及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使团，远渡重洋出访美国。日本使者不仅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国家利益，而且还在一八六零年会见了美国总统。这种勇于迈出国门、到对方的政治中心去展开外交活动的做法，同满清统治者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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