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夏天，这位20岁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写道：quot;我长健康了，也长强壮了，在人们之中，我也出色了，我能跟女人交谈……也能跟某种人交谈，这样的人站在树后平静地对我说：没有别人，你什么也做不成。可我眼下用加强的语气以及华丽的修辞记录下这样一些东西：孤寂的生活令人厌恶；在每一个人面前坦诚地产下你的蛋，让太阳去孵育它们；咬生活〖BF〗一口胜于咬自己的舌头；你尽可以喜欢鼹鼠或类似的什么，只是别让它们成为你的守护神。quot;

    然而，从卡夫卡致波拉克的信中不难看出，他那高度的尊重和友爱，虽然是他情感的自然表达和需要，但其分量似乎太沉重了一点，而且其中充满了某种quot;文学自我中心主义quot;的自恋倾向。不难想象，对于一个正常人，无论他具有怎样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个性，只要他还不是上帝，这样一种高度的尊敬和友爱就多半会让他感到难以承受。不知是否由于这一原因，在大学期间，波拉克开始逐渐疏远卡夫卡。正是在这时，卡夫卡向波拉克写了那样一封信，其中说道：quot;……这么多的年轻人，我只跟你说过话，我同其他人说话只是应酬，这也是为了你。你对我来说，不仅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你还像一扇窗户，通过它，我才能看到胡同。我一个人势单力薄，是没有什么作为的……quot;

    容易理解，这样一封信恐怕难以挽回正在消逝的友谊。不管怎样，一场对于卡夫卡如此珍贵的友谊渐渐逝去。也许并非偶然，他在别的地方写道：如果一个孤苦伶仃的人还想到处找朋友……而且还想理所当然地找到一只可爱的手，想从中得到慰藉和帮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通向胡同的窗口，他的好景不会长。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33页。

    波拉克的疏远使卡夫卡受到很大的打击。幸而，他与布洛德之间的友谊随着共同的大学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学兴趣而渐渐加深，尽管其过程十分缓慢，却也相当稳固。布洛德活跃而自信的性格、文学上的事业心和抱负吸引着卡夫卡。布洛德不仅在quot;读书与讲演之家quot;这一类活动中帮助卡夫卡开拓视野，而且先后将奥斯卡·鲍姆和韦尔奇引荐给卡夫卡，并组成四人小圈子，经常聚会，进行小范围的文学活动和友谊交往。这不仅缓和了卡夫卡的孤独倾向，而且对他文学人格的发展和成熟有着重要意义。

    卡夫卡大学毕业后一年，布洛德自中学以来最好的朋友突然去世。这一打击使得他与卡夫卡的友谊进一步增进。那时卡夫卡已参加工作，在办公室和在家庭中一样得不到自己渴望的温暖，这使他格外珍视与布洛德的友谊，两人成为最亲近的朋友，天天会面，甚至一天两次，讨论文学、艺术和思想，谈论人生。后来，两人的友谊持续一生。卡夫卡去世后，布洛德成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和遗著编纂者。

    然而，在波拉克之后，友谊对于卡夫卡已不可能再现那种上帝般的光辉。即便在与布洛德的友谊中，卡夫卡都表现出神经质的不安和焦虑。后来，到1911年底，两人的友谊完全可说是牢不可破时，卡夫卡还就此写下这样一则日记：今晨，我对写作的感觉是如此清新，然而此刻，下午要向马克斯［布洛德］朗诵的念头却完全妨碍了我。这也表明我对友谊是多么不适应，假定即便如此友谊对我甚至还有可能的话。无法想象不打乱日常生活的友谊，因此，虽然友谊可以从未受损害的内核得到更新，但是，所有这样的更新都需要时间，而且并非什么事情都能盼到成功，因而即便不考虑情绪的变化，一个人也绝不可能在上次友谊出问题的地方重新开始。此外，即便是具备深厚基础的友谊，每一次重新会面都必然引起不安……1911年12月31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