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

    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鼎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民族大义，并具有坚持独立思考、拒绝曲学阿世的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将生命体验内化于史料的“心通意会”，才使身处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的陈寅恪发思古之幽情，探文化之良知，求天道之转还；才促使一位目盲病弱的老人，于暮齿之年穷竭心力，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彰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通过这样一个易鼎时代中的特殊人物，把明末清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于世人。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大书，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密的排比、考据，“忽庄忽谐，亦文亦史”（陈寅恪语）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陈氏一生的学养和志趣，无疑是百年中国一位大学者奉献给人类的创世纪之作。

    正当陈氏于钱、柳内心世界跋涉追索，借此抒发心志之时，吴宓到访并有了陈寅恪《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赠诗。吴宓不愧是陈氏的知己，对于这首诗的喻意，自是心领神会。诗中的“五羊重见”，自是指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陈、吴重逢。第二句似谓陈寅恪虽身在岭南，而心灵的寄托实在别处。颔联的第一句，自是指一次次政治运动，使得陈氏教学徒遭白眼、嘲讽与批判，甚至性命堪忧。而“著书唯剩颂红妆”，是此诗情感思想最为关键所在，可视为该诗的诗眼。就浅显的喻意而言，尽管此时陈寅恪教书和撰著都不合时宜，但坚守民族文化岿然不动，继绝扶衰，为这一文化命脉的延续苦心孤诣，寻觅精研，以泽被儒林，传香火于后契。此举正应了明末清初一代大儒顾炎武“人间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之精神风骨与文化血脉涌动不息的预言。《柳如是别传》通过一代奇女子柳如是的缩影，既是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荣历史，更是陈寅恪人生追求与思想信念的光辉写照。

    对于陈寅恪的赠诗与谈话，9月1日，吴宓在日记中作了如下纪述：“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又“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斋，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装’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因环境和时间限制，此时的吴宓只能记述大概，对陈氏的思想情感及其诗文和写作《柳如是别传》更深层的用意，不可能全面深刻理解，何况当时没有时间详细翻阅陈氏这部大著。其中一个明显的隐喻，吴氏似没有意会。就在吴、陈相会的半年前，即1961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他那首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的《为女民兵题照》七绝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面对中华大地一片喧腾，喊杀之声此起彼伏，刀光剑影中红妆尽退，绿装丛生，开创了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双目失明但心灵敏感的陈寅恪已经预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