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的铁证等。海外的议论与政治和道义上的强烈谴责，立即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负责宣传文化界的大佬交换意见，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氏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以回应海外学术界与媒体对陈寅恪艰难处境和著述不能出版的同情、议论与谴责之风浪。——这便是吴宓日记所言“彼台湾、香港之报纸时有记载寅恪兄之近况及著作者，此类记载乃使人民政府及共产党更加尊礼寅恪兄”。而这个“尊礼”当然不是出于对一位学术大师真情的尊敬与重视，而是作为政治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一个砝码，进行斗争的权宜之计，以这个举动来“反证彼方报纸传闻之失实而表示我方之确能尊礼学者”。——历史的诡谲荒谬就在此处，陈寅恪无意中成为中外政治集团博弈的一枚棋子，一旦这个集团不再需要这枚棋子的时候，必然抛之于桌下或垃圾筒桶。事实上，不但《论再生缘》最终未能出版，陈寅恪本人的悲剧性命运也就注定了。

    继《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又强撑病体，开始撰写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作《钱柳因缘释证稿》，也就是后来轰动海内外的皇皇大著《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堪称陈寅恪学术生涯中“发覆”的“典范”之作。如陈氏所言，对于“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这样一位民间奇女子，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为“当时迂腐者”和“后世轻薄者”的讳饰诋诬与虚妄揣测，导致人事全非，声名湮没。因此，陈寅恪发出了“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的感叹，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陈氏对著述结构和内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有“待发之覆”的材料之多，以及陈寅恪对柳氏“情有独钟”，认为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交流之人外，还有为钱、柳二人翻案的意图。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一个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钱牧斋更是卑鄙无耻的下流人物。1931年5月，傅斯年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封面上题了如下的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三十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陈寅恪在对钱柳著述“发覆”之后，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义，有气节、有主见的忠烈才女。而柳如是被厚诬、封杀、讹传、扭曲的生命形态，十分类似于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命运。因而陈氏的发覆祛疑工作，透过为钱、柳二人辨诬洗冤的表象，暗含为中国文化现代历史命运清洗烦冤、发覆祛疑的深意。只是限于当时的环境，陈寅恪不得不隐晦地表明钱氏同样是一个“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坚人物，而把主角和表彰的光亮更多地移于柳如是身上。

    从《柳如是别传》这部传记大作中不难看到，陈寅恪把西方学术手法运用于研究之中的同时，特别注重首倡于清初顾炎武，而为后世朴学家奉若圭臬的“实事求是”精神。凡立一言，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考证，甚至逐字逐句地排比考辨，而后归纳分析，得出结论。因了陈氏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比之于清代的传统朴学更高一筹，也更具创新性和突破性。此种长处从两个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是以诗证史，突破了传统训诂学沉溺于文字音韵的陋习；二是将具体的人与事的“发覆”，以宏观的文化视野放在历史长河大背景下纵横考察对比，借此洞悉“大历史”下人物活动与思想情感变化的幽微，而后从不易察觉或容易被人忽略的情感与事件中，反观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钱、柳二人身上，陈寅恪面对的是“衰柳枯兰”、“残山剩水”，生发出一股惜旧怀春的伤逝之情自属当然。但这只是漂荡于微波之上的浮萍，在浮萍掩映下，则涌动着浩瀚壮阔的急流，只有细读陈氏全文并加以思考探究，方知作者立意深焉。

    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