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还采取什么行动营救熊大正？

    叶：我在1939年4－5月到昆明找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叫陶孟和（社会科学所所长，在叶企孙领导下）帮忙，请他再托人帮助营救熊大正，但是不久在昆明路上听说熊大正死了。谁说的记不清了。

    第一个回合的审讯结束后，紧接着是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与无数个回合的交锋。审讯内容仍是围绕上述两大主题展开。从部分审讯材料看，“专案组”对叶企孙如何进入中央研究院，以及是否加入陈立夫的C。C。特务组织之事，似乎更加关注。

    在抗战期间和胜利之后，没有人特别关心朱家骅、叶企孙二人的关系，当时学术界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叶氏暂辞清华大学“特种委员会主任”，加盟中央研究院并出任总干事一职，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没有任何特殊的背景和政治色彩。想不到二十个春秋之后，这个简单的工作调动已变得不再普通和寻常了，叶企孙与朱家骅的关系，由此成为决定他在深牢大狱中待多久，甚至是能否保住人头的焦点所在。按照叶企孙的交代，他突然转行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要是朱家骅的盛意。叶说：“据吾推测，中央研究院要吾担任总干事的理由，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在叶企孙当时和之后的岁月里，他认为此事只是人生历程中一个很小的平常枝节，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说明的。但是，在“专案组”人员看来，问题却没有如此简单。因为办案人员已从梅贻琦与叶企孙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层领导的某君处得到了一份秘密揭发材料，声称：梅贻琦与叶企孙二人均是朱家骅手下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且“中统”在清华还有一个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就是校长梅贻琦。为证明这个说法成立，某君解释道：“叶企孙是理学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的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

    在被拘押前，叶企孙于1968年1月22日向“专案组”就自己与朱家骅相识与共事经过，曾作过如下交代：“1918年8月，我同朱家骅同船赴美国留学。那时吾同朱并不熟识。朱不是清华公费生。到美后，吾同朱并不同学，也不通信。朱留美不久，即转往德国留学。朱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教地质学，但为时不久，比李四光在北大教地质学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同类地质学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后。约1933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吾当选为评议员。评议会约每年或每两年开一次会，开会时可以会到丁、翁、李、朱四位地质学家。”又说：“朱就院长时，总干事为任鸿隽，不久辞职。1941年春，朱来信要吾担任总干事。吾应允了，但须秋间方能到职。”

    因那位清华大学的中层干部、叶企孙“高足”某君横空出世的震撼性揭发，使叶企孙与朱家骅的关系变得严重复杂起来。在提审人员冷峻与冷厉目光逼视下，叶在坚决表示没有加入C.C系特务组织的同时，不得不细心回忆与朱家骅交往的陈年旧事，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交代清楚且与以前交代的相吻合。9月4日上午，叶交代说：“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在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议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