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

    从“专案组”审讯案卷可以看到，叶企孙涉案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与熊大缜的关系；二是在抗战期间和朱家骅的关系。或者说，叶在与熊、朱二人交往中，是否参与了特务组织和从事反革命活动。

    1968年9月3日，被捕入狱的叶企孙第一次被提审，审讯员是云、李、孙、刘等四人。身戴手铐脚镣，头发蓬乱，一身破衣的叶企孙，被带进审讯室落座，审讯员第一句话便是：“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交代你和熊大正（南按：原案卷为熊大正）的往来关系！！”

    叶企孙于惊恐中交代说：“熊大正去冀中是由北京教会中一个姓黄的送往冀中的。这段话是熊大正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和我讲的。我反对熊大正去冀中，熊大正在1938年端午节从冀中来到天津，刘维来天津交给我一张纸条，是熊大正亲笔写的，信上说，介绍刘维与你接头（刘维是代表熊大正到天津办事，是熊大正派出来的，与我接头）。在冀中吕正操是领导，也可以讲刘维是代表冀中的。很快我代（带）刘维到王崇植那里去了，见到了王。我知道王是C.C，我的态度是支持南京政府的。”

    在被问及何人、在何地搞无线电台时，叶企孙交代说：“作无线电台是在清华同学会，是我安排在三楼一间房子里作电台，我是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负责人，他们两人来也是找我。不久，熊大正来了，时间是端午节，从冀中到天津的，住在清华同学会。熊大正来了之后，和我讲了一些冀中情况：1.货币情况；2.经济商业情况；3.交通情况；4.军队情况没谈多少。我和熊大正讲过吕正操应该同鹿钟麟取得联系，这是我的意见，熊大正赞成我的意见，并说这件事还得看情况。我们当时在吕鹿问题上定了暗号，用‘吕鹿合婚’的暗语与熊大正互通情报。”

    因叶企孙已经牵涉到控制中共冀中军队的吕正操，与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的敏感问题，而鹿在河北建立敌后省政权，又曾与八路军发生过摩擦和不快，此事立即引起了审讯人员的警觉，随后的问答也变得紧张、简短、尖锐起来。

    问：目的是什么？吕鹿合婚目的？

    叶：我的目的是支持蒋介石。

    问：吕正操当时受谁领导？

    叶：是共产党领导。

    问：鹿钟麟当时受谁领导？

    叶：是蒋介石领导。

    问：吕鹿合婚你主张由谁领导？

    叶：我支持蒋介石，由蒋介石领导。

    问：交代以后如何搞吕鹿合婚及通情报问题。

    叶：我于1938年10月5日离开天津到上海，10月底到香港，11月10日在香港收到熊大正的来信（熊大正的信是从天津发到香港。信中谈到吕鹿合婚等情况，详见原信件），信中说：“林兄近日对生等印象不佳，现为生详为解说，不快之感已去，并愿与生合作编辑书籍之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林风对参加冀中工作不满，“编辑科学书籍”，此话是指“参加冀中工作的问题”。

    问：熊大正在冀中工作与林合作“搞编辑科学书籍”之事，你必须交代实质问题！叶：说不清……问：南方家中指什么？

    叶：是指西南联大。我给熊回了2－3封（信），内容记不清了。我是从1938年11月底由香港回到昆明，1939年3月朱家骅从重庆给我来电报，电文是“生死莫卜”，意思是指熊大正在冀中被捕生死不知。朱家骅怎知熊大正被捕之事？朱是从天津党政军办事处那知道的。天津党政军办事处知道我与熊大正很熟，所以他们叫朱家骅给我打的电报，我接到朱家骅电报后，给朱家骅回信，叫朱家骅营救熊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