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读书用功’、个人奋斗，十九岁中了进士，二十岁当了‘知县’，最后居然爬上了宰相的高位。吴晗把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吹嘘成为‘我们后学的典范’。特别是吴晗把自己‘精心’制作的大毒草《海瑞的故事》和《于谦》，也公然拿到家乡去推销。他的这些毒草，在苦竹塘大队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广大贫下中农、青年民兵一致指出：吴晗‘送书’，是个阴谋。有的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得正起劲的时候，吴晗却给我们送来了《海瑞的故事》，要我们学习海瑞的骂皇帝精神，这就是要我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我们贫下中农自己。这绝对办不到！’有的说：‘吴晗派海瑞、于谦到农村来占领文化阵地，是想用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来迷住我们贫下中农的心窍，骗我们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痴心妄想，我们决不上当！’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吴晗送书，决不是为了‘支持农村文化革命’，而是为了毒害群众，与我党争夺思想阵地，争夺领导权！苦竹塘大队的群众，眼睛雪亮，彻底揭穿了吴晗的阴谋。”

    揭露吴晗“老底”和“罪恶面目”的文章甫一问世，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全国各大报刊如获至宝，纷纷转载，全国掀起了一个“砸烂三家村”、“痛打落水狗”、批吴倒吴的高潮。此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未结束，“彭罗陆杨集团”中人已被有关方面控制，各自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时的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陆、罗等三人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首先从四人头上动刀，自是出于“文化大革命”整体战略的考虑。正因为将其四人捆绑在一起全盘掀翻，才能够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顺利掌握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机器控制权，进而掌控“文革”全盘运转机器的大权。更为重要的是，“彭罗陆杨”的倒台，等于斩断了刘少奇、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的臂膀，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翻身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战略的正确，当臂膀被斩断之后，其主体“刘邓陶”很快被打翻在地，分别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流放，三佛进了监狱，算是各自有了该去的归宿。1966年5月28日，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并对外公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穆欣、姚文元。这个小组很快成为“文革”最高指挥机构，实际凌驾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之上，一切生杀大权皆控制在其手中。刘邓集团的势力被削弱，且处于风雨飘摇，时刻有被剪除消灭的凶险。按照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指导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一贯战略战术，只有把对立面的羽翼全部剪除之后，才挥师杀入集团核心，集中力量，一举歼灭之。在这样一种政治搏杀的格局下，于国共翻盘，解放军进驻北平之初，就已经“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且是“邓的扑克牌友”、“内定为北京副市长”的吴晗，自是在劫难逃，大限将至。

    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充满刀光剑影的短暂历史空间里，除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早已为天下熟知的显赫人物，有一个此前并不太显山露水的人物，在历史的大潮中竟稀里糊涂地被推上前台，手握尚方宝剑，张牙舞爪地闹腾起来。此人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这位尹达，就是抗战军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于长沙清溪阁醉别后，悄然投奔延安的那位叫刘燿的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时众人对其舍弃眼前正面战场武汉保卫战的国民党军不投，千里奔走偷偷跑到陕北山沟猫在窑洞里，以马列主义理论搞历史学术研究多有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