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又说：“贫农龚银妹母女两人，因生活所迫，到吴家当女佣人。女儿陈金娥，在吴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陈金娥因受不了这种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蒋三英便赶到陈家，硬逼金娥回吴家。金娥不从，蒋三英竟剥走了陈金娥的棉衣和单裤。正是因为这样，当地贫下中农对吴家地主深恶痛绝。他们说：‘吴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渗透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泪。要不是他们在土改前死掉，非斗争他们不可。”

    最后，调查人员总结道：“吴晗苦心编造的‘进步’家史，真相大白！原来，他不是什么‘佃农’的孙子，‘公务员’的儿子，而是屠杀和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的孙子，反动警察官的儿子。他自己也不是什么‘穷人’、‘穷学生’，而是一个喝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地主大少爷。吴晗的家史，不是什么‘进步’家史，而是一部反革命的罪恶史！地主阶级的剥削史！”又说：“吴晗为什么不迟不早地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一九五零年耍弄花招伪造进步家史、掩盖地主家庭的反动本质呢？对此，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有一段自白。他说：‘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我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原来，吴晗无中生有，挖空心思伪造家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他的‘反骨’上栽上一条‘进步’的阶级根源，从而使人们相信，他是‘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应该跟着无产阶级走了’的人，以便他在‘进步’面目的掩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党猖狂进攻。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恶毒的政治阴谋！……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前夕，吴晗一面抛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篇文章，公开宣扬他家是‘勤苦穷家’的，一面又以‘拥护土改’的‘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给义乌县人民政府写信说：‘我的房子、田地和家具一切，全部献给政府……’吴晗妄图用‘献’田、‘献’屋的手段，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逃避群众斗争。当地群众识破了吴晗的诡计。他们说：‘地主的土地，都是从我们劳动人民手上剥削去的，如今是土地还老家，哪要你地主献殷勤！’他们根据党的政策，把吴晗的家庭划为地主成分，吴晗的‘献’田阴谋没有得逞。”

    在第四个主题中，调查人员以吴晗“借口‘支持农村文化革命’，以赠书为名，妄图破坏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为引子，对吴晗的所作所为再度给予重击。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春天，本省农村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苦竹塘大队办起了俱乐部，这是一个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个大队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纷纷给俱乐部寄书。有的寄来了毛主席著作，有的寄来了《雷锋日记》，有的寄来了《必要的一课》。就在这个时候，吴晗也一反过去对家乡群众的冷漠旧态，忽然热心起来，给俱乐部寄来了一百多本图书。你道是些什么书呢？大都是关于帝王将相的书！《唐太宗》、《袁世凯》来了，《李鸿章》、《梁启超》来了，《海瑞》、《于谦》也来了。此外，还有一批这样那样的‘史话’，可就是没有一本大家迫切需要的毛主席著作。社员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说：‘吴晗这样做，是公开反对我们农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要我们读吴晗他们的书，听帝王将相的话！’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对这批书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剖析。这一百多本书，都是吴晗主编的。”

    在文章的最后，调查人员紧扣现实批判的主题，总结性地说道：“这些书歌颂的对象，几乎都是帝王将相。说什么大地主头子、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说什么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武则天，是个‘好皇帝’。说什么宋朝穷小子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