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居然可以温饱了。父亲是小儿子，有福气进蒙童馆，一面念书，一面帮着家里做爆竹。祖父死后分家，分到三亩田，而且是洼田，经常被水淹……分家后父亲考入县学，那时叫作秀才，名为县学生，其实是不上学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来请教蒙童馆了，一年有二十串钱。加上三亩田的租，两夫妇勉强可以过日子。我就是他们的长子……父亲毕业后一直作公务员，大概一个月有几十元银元薪水，一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寄回家买田地，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大概已经有靠近三十亩左右水田了，还盖了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谷子的租子。我小学刚毕业，父亲就失业了，爱发牢骚，成天喝酒。他写得一笔好字，却不会下田地。雇长工种了几年田，　 　 不会经理，划不来，又佃给人种，靠租子过日子。这时候又添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日子已经不宽裕了……由浙江省委派往义乌的调查人员经过实际走访调查认为：吴晗这部“进步”“光荣”家史，是“妄图蒙骗群众，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从吴晗父亲编定的《椒山吴氏宗谱》，给吴的祖父懋环作的《府君行述》中查考得知：“吴晗的祖父吴懋环，并不是什么‘佃农’，而是一个‘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个‘奋勇当先’屠杀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的刽子手，一个‘权贸子母’的高利贷者。”同时，调查人员在《行述》中侦知，吴晗的父亲“以邑痒生毕业于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历任象山石浦、岱山、凤峡、玉山各镇警佐。”“可见，吴晗的父亲吴瑸钰，并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一个反动警察官，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劳动人民的凶狠敌人。”

    在这一线索的基础上，调查人员再接再厉，通过进一步明察暗访，得知：“据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瑸钰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原因，丢掉了警察官的‘乌纱帽’，回乡以后，又成了地方上的恶势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村里大小事情，要由他说了算。穷人家碰到红白喜事，非要请他吃酒不可。肉烧得不好，他还要笃着‘斯的克’（手杖）骂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富农，常来他家拜访。多的时候，一天就有八九顶轿子抬进他家的大门。当地反动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门狗，只要吴瑸钰一个条子，什么事都马上照办。群众说：吴瑸钰是当地一个出名的恶棍。”

    由吴瑸钰的罪过又牵涉到吴晗所说自己那位“同情”革命、“赞扬”革命部队的“好人”母亲蒋三英。调查人员根据当地贫下中农揭露，这蒋三英不但不是什么“好人”，反而可恶得很，是个口碑极坏的地主婆。揭露文章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当时，吴家佃户吴璧辉（共产党员）带头要地主婆蒋三英减租，地主婆恶狠狠地说：‘你要减租，我就收田！’吴璧辉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后两次乘轿去溪口，疯狂顽抗，拒不减租。后来，因民主政府作出判决，才被迫减了租。又据傅芝英等革命干部家属揭露：地主婆蒋三英还经常咒骂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土匪’，是‘蛆虫’，咒骂八大队的干部家属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队主力北撤，地主婆蒋三英气焰更加嚣张，咒骂第八大队说：‘老天爷有眼睛，这批蛆虫飞走了。”’另据在吴家当过雇工的贫农陈金饿、龚银妹和鲍华英等人揭露：“吴晗家中，火腿多，陈粮多，他母亲天天喝酒，父亲嗜吃‘红丸’，一家人过的是‘朱门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吴晗本人，也从小厌恶劳动，葱麦不分；到金华读书，是乘轿而去，骑马而归；喝酒、赌博，过的是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给当地贫下中农读了吴晗编造的‘吃馊饭’等谎话，当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地主老爷，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里还会吃什么馊饭，真是胡说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