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灵谷塔下付劫灰
是文物价值,确实非同一般。这批藏品对于南京博物院展开学术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也为南京博物院的学术繁荣作出了特殊贡献。”尽管有如此了不起的价值和意义,但庞增和不图一分钱之利,主动谢绝了南京博物院本该奖励给自己的两千元现金。主持接收这批书画的曾昭燏面对庞氏的义举,深感过意不去,便用这笔钱对庞增和做了一次高规格款待,即在南京某有名的餐馆好吃好喝了一顿,而后又为已故的收藏家庞虚斋做冥寿,刻有砚台一方送庞家做纪念等。当政治运动到来时,有人提及此事,认为曾昭燏大吃大喝并搞资产阶级腐朽迷信,曾氏对此事无法辩解和说得清楚,内心的痛苦进一步加重。
四、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城市“五反”,农村“四清”,并向各地派驻工作队。
这个运动原来与洁身自好、终生爱惜羽毛的曾昭燏沾不上边,却触动了她一块心病。其病源是:1954年,曾昭燏主持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发掘过程中,与山东博物馆派出协助的文物专家台立业、蒋宝庚建立了友谊。蒋、台二人年轻气盛,工作时经常调侃。不谙世事的台立业自称“姓台湾的台”,蒋宝庚则自称“姓蒋介石的蒋”。当“反右”风暴一来,台、蒋二人便被作为人民公敌“台湾老蒋”的孝子贤孙打成右派分子。因“老蒋”的姓氏比“台湾”地名响亮得多,罪过也就严重得多,台立业仍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监督改造,而蒋宝庚被打成“极右”,停薪停职,发配到一个偏远农村劳动改造,家人全部随往。未久,令人谈之色变的“三年自然灾害”到来,蒋宝庚一家生活陷入困顿,全家人几欲饿死。走投无路中,蒋宝庚便偷偷写了一信向曾昭燏求援。面对昔日的同志,今日的“反动分子”,曾昭燏思虑了许久,最后还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匿名给这位落难的“老蒋”邮寄了30元钱。
乐善好施本是有家教学养的中国女性一种美德和高贵品性,但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风浪下,却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行动。尽管“老蒋”心知肚明,没有吭声,几年来南京博物院也没有什么风声传出,但曾昭燏一直放心不下,当“四清”运动来临时,曾氏心中打起鼓来。因为双方不能通信通电言明此事,曾氏对“老蒋”的情况无所知晓,更增加了几分神秘和恐怖。假如这位憨直的大嘴“老蒋”把不住门,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提高了政治觉悟,决定“反水”立功,把30元钱的旧事掀动出来,曾昭燏无疑成为引火烧身、站在党和人民对立面的反动分子,后果不可想象。
五、与“四清”紧密相连的是针对城市的“五反”,其中一个重点是在城市划分阶级成分,江苏为中央确定的试点省,关系重大。曾昭燏深知自己的家庭背景,无论如何表现和撇清,这个“五反”与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而恰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对她在运到台湾南迁文物中的责任,开始清算”。因而,当江苏省的“五反”开始不久,曾昭燏便认为大限将至,精神高度紧张,直至精神全面崩溃。当她闻讯自己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时,不但没有解脱,反而压力加重,认为自己身心沾满了污泥浊水,不配做“人民代表”。当时梁白泉奉命每周一次到丁山疗养院去看望曾昭燏一次,并带去相关信息。梁白泉看到,“此时她一脸木然,眼光呆滞,并没有要去北京开会的意思”。在深深的自责与恐惧中,痛苦至极的曾昭燏最终决定远离红尘滚滚的三千大千世界,孤身一人驾鹤西去。
曾昭燏于灵谷塔上纵身一跳,不禁令人想起了王国维颐和园的自沉,想起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悲怆遗言,想起了陈寅恪那“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的精辟宏论,同时又让人想到屈原在汨罗江的自沉。此前,曾氏为其师胡小石所撰的墓志中,特地点出他生平所最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