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自是心知肚明，硬抹是抹不掉的，只有根据中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加铁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试探着招供。但从这几句短短的“供词”中可以看出，曾昭燏确实算得上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快速蹚过蒋宋这对“战犯夫妻”与马歇尔这个“美帝国主义走狗”等潜伏着凶险暗流的联合板块，接着滑向马歇尔夫人一边，并以“特别”二字抱住了这位黄发碧眼的凯瑟琳女士。曾昭燏知道，在薄如白纸的光滑冰面上，夹在几位权要显贵之间的凯瑟琳夫人离中国的政治最远，脚下的冰层最厚，身处政治危机中的曾昭燏在不能撇清或抹掉这段历史事实的处境中，这个“供词”着力点是明智的。然而，与蒋介石的瓜葛并未到此结束。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中山门新落成的陈列厅联合举办展览会。中博方面奉献的展品有商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后像及中国西南及南部民族文物，以及印度名画。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安阳殷墟出土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此鼎由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在抗战期间于地下商代陵墓中盗掘而出，后落入驻豫北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之手。1946年蒋介石六十岁寿诞时（虚岁），王仲廉敬献此鼎作为寿礼，蒋把这件礼物批转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保管（南按：国民党败退时，曾打算把此鼎运台，但终因体大沉重被弃之机场而作罢）。当展览会开幕时，蒋介石受邀前往出席典礼，顺便参观了展品。在参观中，曾昭燏作为中博筹备处的总干事和联合展览的主持人之一，为蒋介石一行进行了导游　 　 和讲解。蒋氏这一次显得特别高兴，待兴致勃勃观毕，特别在大厅内率群僚与主办方负责人合影留念——这是曾昭燏一生中唯一一次与蒋公的正式合影。但到了江山易主，政权更迭之后，曾氏意识到当年与“蒋贼介石”那张合影很可能成为自己反党反人民。拥护蒋家王朝的“罪证”，而要全面销毁已不可能，遂惶惶不可终日，惊悚而不能安寝。

    三、曾昭燏当上南京博物院院长后不久，深感江浙画家在明清画坛上的重要地位，而当年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自成立之初，就特别注重这一方面的收集并有重大收获。只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包括闻名于世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等约3万件一流藏品皆被国民党运往台湾，所剩无几且档次较低。在道统上承续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衣钵的南京博物院，仍打着以历史与艺术收藏、研究、展出为主体的招牌，若要做到名副其实，除了田野考古发掘所获出土文物，另一个侧重点必须主动到社会上征集书画作品，以充实馆藏和展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自1950年始，曾昭燏率领同事为此奔波，取得了极其理想的效果。至1960年短短的十年时间，南京博物院征集的书画达到了一万余件，明清以来的“吴门画派”、“扬州八怪”、“金陵八家”、“海上画派”等作品皆有斩获，其中不乏如阎次平《四季牧牛图》、夏珪《灞桥风雪图》等珍品。后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其品级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

    就在书画征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插曲。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郑山尊（南按：到过延安并聆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位叫庞增和的亲戚，庞是著名海内外知名大收藏家庞莱臣（虚斋）之孙，在苏州继承了家族遗留的大量书画文物。郑氏出于爱国热忱，在征得省委宣传部同意后，动员庞氏把祖上留下的这批珍贵文物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庞为之所动，遂专门挑选了137件自宋至清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宋徽宗赵佶的《鸲鹆图》、黄公望的《富春大岭图》、吴镇的《松泉图》、倪云林的《丛篁竹石图》等国宝级文物捐献给南京博物院。庞增和捐献的这批“虚斋”藏画，正如文物专家赵启斌所言：“无论就学术意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