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三大领域，即古文字之学、书学和楚辞之学，这也是曾昭燏得益最多的三个方面。楚辞之学对于出生于楚地的曾昭燏来说，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曾家老母亲对包括她和曾昭抡在内的七个子女都教读过屈原的作品，曾昭燏后来还写过《读楚辞》九首之类的诗作，如“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屈原不能变心从俗，但二千年后的曾昭燏却能，晚年居住于南京且与曾氏有往来的世家子弟陈方恪也能。如陈方恪就曾说过，“人不可俗，但也不能不随俗”，陈氏所指的“俗”，可认为是社会风气和政治形势。青少年时代风流成性，整日在脂粉中徜徉磨蹭的花花公子陈方恪，与他的兄长陈寅恪在性情、处事等诸方面可谓大异。新中国成立后，陈方恪经过不断的“精神洗澡”，思想忽于一夜之间发生了突变，陈的一位同事后来说：陈方恪“能在党领导的期刊编辑部处理文史稿件，与党内同志相处融洽，从无间言。学习时政，三言两语，颇得要领。真是‘日对千宾，不犯一讳’，对世道人心皆有把握，处世圆滑娴熟得已是炉火纯青，寅恪与方恪兄弟二人的巨大差异，真让人有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之浩慨。”

    曾昭燏经过“洗澡”后，基本上也按这个路数走了下来，她在当时的南京学术界颇受尊重。因一直未婚，孤身一人在博物院生活，外间俗事少有牵挂，特别敬业，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中。五十年代早期，她的办公桌旁挂有一张蔡元培的照片和一幅毛公鼎拓片，蔡元培是其精神领袖，毛公鼎拓片则是她追求事业的象征，也是她理想生活的全部内容。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和各种运动风起云涌，蔡元培的画像已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与胡适同流合污的侏儒丑八之类的人物被她悄悄扯下销毁，代之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动手臂的巨幅肖像来指引她的精神航向了。在这一系列无休止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一日三省”中，曾氏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一旦出现一点疏忽或差错，就痛心疾首，不能自制，终致走向精神分裂与崩溃，直至像她的先辈曾国藩晚年所发出的“身力交瘁，但求速死”的绝望悲鸣一样，以速求一死的方式谋得解脱。——这便是一代杰出的女性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古文字学家死亡的几个主要脉络。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许多隐秘往往埋藏于历史深处而被人忽略，除了曾昭燏在新的政权之下由于家族关系和个人思想观点而深感自责，以及在多波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在刀刃上起舞旋转而产生的恐慌惧惊，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症结，就是曾昭燏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孤独、孤傲、孤愤和耿介刚烈的性格，这种性格与以蛮霸著称的湖南人脉管里流淌的血液有关，也与她长期独身有一定关联，即通常所说的“老姑娘症”是也。对于此点，与曾氏相识的博物馆学家陈晶曾专门问及抗战中在李庄的王世襄和罗哲文二人对曾昭燏的印象，罗说“她很有学问，也谦虚。那时我年轻，她很关心我，教过我外文，辅导我工作。她自尊心很强，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得不得了，若对她不好，就不高兴”。而王世襄的评价与罗似有差距，王说：“在李庄时常见，她留学德国（按：为留学英国之误，但确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过考古实习），跟李济、傅斯年先生工作，很傲慢的样子。也经常到营造学社去，但没有多大接触。”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曾昭燏对王氏这位燕大毕业的土包子学者的不屑，也见出王世襄并没有把这位“海龟”女学者太放在眼里。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于是有人公开批评曾氏性格刚烈，说她“孤傲、严肃、不易亲近，没有亲和力”。对此，早年曾受曾昭燏指导的曾宪洛同学许复超说：“先生是即之冷静理智的学者，也是心如炽火耿介的性情中人。在别人可以不以为意的言语、气色，在先生很可能无法释之、置之。这是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