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科学院以后。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我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　 　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后帮腔，说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写信给当时设在王府井大街南头路西的《人民日报》，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傍晚7点到报社。我去了，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周边，啪啪啪啦价打。但最使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复信……前一段是“应酬”的口气……后一段就厉害了，“但是”（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谨供您参考”。好家伙！这不就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

    因了赵俪生对郭沫若的霸道作风表示不满，很快被当权者踢出圈外，另谋生路去了。而此时的陶孟和尽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内心悲郁愤懑，几有屈原忧心愁瘁，彷徨山泽，经历陆陆，嗟号昊天之悲苦。但身为一个立志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出于文化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仍有屈原“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悲悯情怀。1951年之后，陶孟和对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连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运动之后学术研究工作仍一筹莫展的状况甚为焦虑，言谈中经常带出一些不满情绪，最后终于将积忧愤懑爆发出来。当此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大会时，陶孟和眼见中科院的主要领导和大小分子登台发言，一个个龇牙咧嘴、大呼小叫，没有辛酸泪，只有荒唐言，且神经兮兮地对曾昭抡等进行“愤怒声讨”，对此不以为然，不满情绪更加外露，认为曾昭抡们搞出的那个科学纲领并没有什么大错，即使有错亦不能如此上纲上线地批斗。想到这里，遂与郭沫若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儿来。

    经陶孟和一顿搅局，狂叫者的气焰稍有收敛。但最后的结果据当年社会学所研究员巫宝三说：“有人借机散发了陶孟和平时对党不满的言论，大概由于受到领导上的保护，陶先生后来没有成为批判对象。”也就是说，有人想借机拿陶孟和在会议上搅局一事开刀，但最终未能开成，其内在缘由巫宝三猜得不错，的确是受到领导上的保护，且这个保护的“领导”，就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发动并遥控运动形势的毛泽东本人。早在1957年整风初始，当政者动员知识界大鸣大放，意为“引蛇出洞”时，满面真诚的陶孟和乘“鸣放”的东风，稀里糊涂地发表了自己的“高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到了整治曾昭抡等“六教授”时，陶受到惨烈的批斗场面刺激，开始反省并认为当权者不能这样做，特别是科学人才集中的中国科学院更不能以这种形势上纲上线地整人，遂自己跳出来与郭沫若等人叫板儿。主持会议的郭沫若自然不把陶孟和当一盘菜，于是决定反制，将陶氏踢出圈外，或干脆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赐给他一顶“钢盔”（南按：各类反动分子帽子的别称）戴着，但几个月下来仍没有成功，此事连郭沫若都有点不解。这年9月，当“反右”进入高潮时，中国科学院连续开了三天大会，集中火力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四教授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许多所谓的科学文化界名流都加入了这个把对方“批倒批臭”的运动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纷纷登台声嘶力竭地大加鞭挞时，素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的陶孟和又出人预料地报名登台发言，他一张口就令众人大吃一惊。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