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最后，陶孟和脸色铁青地大声疾呼：“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后来在社会上兴行和广为流传的“浩劫”一词，就肇始于陶氏这次伟大而冒险的发言。

    陶孟和此言一出，众皆惊悚哗然，认为仅凭这一个“浩劫”，打成反革命并拿入大牢，再抬上老虎凳，捏着鼻子灌一顿辣椒汤已成定局。陶的言论很快被写成专门报告呈送到周恩来办公室与毛泽东的书房，最高当局盛怒之下，一度曾把陶氏内定为“右派”加“反革命”双重分子，后来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虑又改令手下对陶孟和提出警告，终没有将其置于死地。内中原因，据说是陶的两层非凡的人脉背景使他在极度的危难中免遭压顶而来的“浩劫”。第一，陶孟和为南开中学的开创者之一，属于周恩来的师辈人物，并与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陶在北大任教的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时代的老师兼准岳父杨昌济教授病故，当时杨家来京不久，无依无靠，生活艰难，且杨教授生前有几个钱都赞助了欲出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这种处境下，是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并料理了丧事。丧事办完后还剩了一点钱掌握在杨夫人手中，准备以后生活所用。当时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受毛泽东的影响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准备与毛正式结婚，但毛泽东却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回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只是缺少资金一时无法离开，在这种情况下，杨开慧便动员母亲把父亲办丧事剩下的那笔钱拿出来交给毛泽东，作为创办文化书社的资金。毛在感谢杨开慧母女的同时，自然知道这笔来之不易的钱是蔡、马、胡、陶等四人发起呼吁捐助的，因而毛泽东对上述几位教授的情谊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这段旧事，毛才手下留情，没有对陶采取严厉行动。也正因为毛感念这段旧情，马寅初才成为后来的北大校长。而“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胡适在遭到中共控制的文人策士们一阵口诛笔伐，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后，毛泽东于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就胡适的是非曲直、功过是非，说了一段出乎众人意料，且意味深长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当年争取胡适和清除胡氏“毒素”的无奈，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旧情无法割舍的感念之举。而其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已赴台湾、香港的傅斯年、钱穆或留在大陆的冯友兰等辈，一生都没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这句令人思之感伤的心里话。所谓“行下春风才有秋雨”，其根源就在于此。陶孟和躲过了一劫，三生有幸，可谓当年烧香布施找对了庙门。否则，性命忧矣！

    1949年8月16日，身居在美国的胡适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表示了深情关切。在谈到陶孟和时，胡适引述故友沈怡，也是陶孟和郎舅的来信，谓陶在京沪“很活跃”，并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套看法”。这个评价是否公允，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性格就是命运，作为陶孟和后半生的生活与精神状况，确是令人为之扼腕一叹。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心怀郁闷孤寂之情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