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落到学术成果无人理会，甚至连自己的专业都保不住的悲怆境地，其内心的痛苦与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更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抗战期间他与他的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科学报告，因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所统领的党派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这是当时在李庄时期的陶孟和与社会学研究所全体人员没有料到的，也是中国普通民众没有想到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几十年后的2004年，一个捡垃圾的老汉在北京某地一个丢弃的废墟中，捡到一麻袋文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时期所撰成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而对这堆“废物”作何处理，仍无人理会。

    既然社会科学研究所已不复存在，陶孟和的兼职所长也自然随之化为乌有，他成了一个被架在空中的光杆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随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耸云端、摇晃不止、虚无缥缈的天梯。他在忽忽悠悠的腾云驾雾中，身心俱疲，精神几欲崩溃，再次发出了久积于心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呼喊。尽管他的呼喊有些声嘶力竭，但没有人乐意回首一听，其尴尬情形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稼夫回忆中可以看出，张说：“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

    在张氏提到的几位科学院大佬中，唯独没有陶孟老，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疏忽。既然陶孟和还坐在副院长那把尽管有些摇晃但尚未彻底翻倒的椅子上，这“事先交换意见”的程序，按院章规定也应有他的一席，可遗憾的是陶孟和确实已经没有“席”了。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干部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郭沫若因有副总理头衔，事情多，交往忙，平时难有时间顾及科学院的事。张稼夫1956年因病调出后，与其一字之差的张劲夫人主中科院，从1956年到19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务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南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长）。这位老科技干部又说，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人。

    这个时候的陶孟和显然被踢到了圈子之外，成为一个悬在空中可有可无的影子。时过境迁，痛失地盘和人马的陶氏自知再拉杆子转战二龙山，重登梁山聚义厅或忠义堂的时代一去不返，只好把花白的头颅埋于中科院图书馆（南按：陶兼图书馆馆长）一摞又一摞的故纸堆中寻找一丝精神的慰藉。但慰藉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有时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带来更大的苦恼甚至羞辱。曾在中科院编译局任职的赵俪生，对陶氏的经历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在初中时，我读到他那情书集，“你那飘浮在逝水上的浇叶啊”，我常常吟诵。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叶洛提之墓》，这是一篇“盗嫂”的故事。还读了他的译品，开头几句我一直能背，“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行走下城市”……这一切都说明，一开始我对他并无反感。

    反感，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