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各自拉杆子闹独立。李济如同控制一艘在巨大风浪中摇晃得厉害的轮船，不得不全力以赴为之掌舵，其间虽有许多国外大学邀请其前往任职，均遭拒绝。为此，一直对恩师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张光直认为李是恋栈，不愿舍弃自己到手的地位而放手让给别人来做，直到晚年才有所顿悟：“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

    张光直的悟性在同代人中堪称一流，对李济内心的了解也远远超出一般的同学故旧，不能说当年李济坚定地押运国之重器远赴台湾，像胡适使美、梅贻琦保管清华基金一样，也是为了一件“大事因缘”而来，但内中也确实含有这一层成分，至少是为了一种责任和一个学者的文化良知而来。既然国之重宝已运抵台岛，作为这批宝藏的发掘者与保护、研究者，就理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与国家民族的学术命脉联系起来。正是为了这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当李济进入80岁高龄生命的后期，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先后出版。李氏这个做法的目的，就是要把殷墟的研究成果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展示于东西方学术界，为悠久辉煌的中国文化和这个文化孕育出的中国学者争得一世界性名誉。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李济携家带口自南京而长沙，由长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战复员回京，内战又起，在山摇地动的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时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登上“中鼎”号军舰，押运一批重宝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的计划，其子到台后可进入台大读书，继续完成学业。但年轻的儿子李光谟在台北住了三个月后，觉得此地人多嘈杂，社会治安混乱不堪，没有什么可看、可玩的地方，一度心情比较郁闷。正在这时，李光谟收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几个同学的书信，希望他回到大陆，一起学习。年轻的李光谟为同学们的友情所吸引，征求父母同意后，只身一人重返大陆，继续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令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李光谟再也没有回台湾的可能了，这一别竟成永诀。此后的岁月，李济夫妇在台北，李光谟在北京，虽父（母）子情深，但海峡阻隔，信息断绝，只有依依思念之情牵动着三颗跳动的心相互碰撞缠绕，遥遥祝福。随着南燕北来，云卷云舒，悠忽几十个春秋过去，李济已进入垂垂老矣的暮年。而随着一批亲朋故旧的先后离世，李济思念故土的心越加强烈，他深情地怀念着留在大陆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当然更思念自己的儿子李光谟，以及在昆明与李庄相继驾鹤西去的鹤徵、凤徵两个爱女。对亲人故旧的思念之情，于李济的心中渐渐郁结成一枚坚硬的化石而挥之不去，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李济伤感地说道“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这是李济一生中亲笔书写的最后一封个人信函，此时的他已是油干薪尽，即将带着欣慰与遗憾告别人世。

    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温州街寓所逝世，是日恰为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尽火传。李济走了，其精神思想却伴着他留下的皇皇著作注入后来者的血液，化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激励后学继续在科学的蜿蜒小径上奋力前行。正如张光直所言：“对于任何一个愿意研究中国考古学即愿意研究中国古代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