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谈时装的散文。实际上，此文提供了有关现代中国的一种有趣的精神分析”。后面他赞扬张爱玲的文笔，“不仅写出了这篇充满魅力的文章，还画出了富有表现力的插图。”

    张爱玲擅长绘画，在这之前就曾在圣玛丽亚女校《国光》第四期刊登过漫画“某同学之甜梦”；而在此文她附上十二幅亲笔绘制的，自清末至四十年代的女性发型和服装插图，生动而灵感十足。而这篇英文散文后来经过张爱玲自己的改译，便是发表在同年十二月《古今》月刊第三十四期的散文《更衣记》。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说：“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于是在动荡的时代，人们的衣服总是为了能轻便地移动而显得紧匝在身上，所以“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而“元宝领”的产生，是因为中国有了第一次巨大的变动，“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衣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喇叭管袖子”式的飘飘欲仙，是因着民国新创立的清明气象，理想的人权主义、投票制度、自由恋爱，使得服装“也显出空前的天真、愉快”。而“旗袍”的采用，更是由于西化中男女平权的影响，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为了表示自己和男子一样，女性同胞们由服装上开始自力救济。

    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时装的变迁，但处处落笔在中国人的心理上，从清初到民国历史的每一次社会变动，在女人的穿着打扮上全有体现。很显然地，这样的文章给人感觉既有女性在形象观察上的细腻入微，又有一种十分难得的机智见识，甚至说必须要对晚近的服装史有深刻的体认，而论者认为它正得之于许地山的启发。早在少年的时候，许地山就能做一手好工艺。在燕京大学求学时，这位年方弱冠的宗教研究者，竟能自我设计服装。他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及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衫”，被视为怪人。后来为了编写一部从未有过的《中国服装史》，年轻的许地山在从事教学和写作的同时，着手搜集大量有关服饰的古画影印本、人物木刻画像和各种照片，还对此翔实地做了校勘和考证。而就在这不久，他遭到燕大的解聘，使他的研究不得不中辍。但他还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第三十二期连载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陆续在第三十三期（五月十八日）、第三十四期（五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五期（六月一日）、第三十七期（六月十五日）、第三十八期（六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七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期（八月三日）共八期续完。但因该文后来并没有收入许地山的《文集》中，因此一般人只闻其篇名，而不见其文。许地山文中所附之图片，见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该文洋洋洒洒数万言，并附有图像百余幅，可说是图文并茂、有条不紊地叙述了从清兵入关以来，中国妇女的服饰和变化，特别是就大动荡的近代中国，同时并存各种各样的女装进行排列和解析，这在当时可是一项创举。许地山在文章开头说：“本文只就个人底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写出来，日后有本钱，当把它扩成一本小图冊。”可见他是有计划要写服装史的。

    传奇未完：张爱玲第五幕在香江与许地山的相遇他谈到：“近三百年来底服装，因为满族底统治与外国底交通，而大变动。最初变更底当然是公服，以后渐次推及常服。但强制的变更只限于男子，女子服装底改变却是因于时髦。”“衣服可以分为公服、礼服、常服三种。公服是命妇底服装，自皇后以至七品命妇都有规定，礼服可以分为吉服与丧服两种。平常的服装底形式最多，变迁也比前两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