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前人治史，多注重朝代兴革，许先生则不但要讲政治史，还要讲文化史、宗教史等。经学一门，往时研习颇有囫囵吞枣之弊，现今则剔除非哲学的部分，而再加上九流十家、道教、佛教等等，做有系统的研究，并旁及印度哲学，以资参考。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屡经改革，才有今天文、史、哲、译粲然可观的规模，而许先生三十年代高瞻远瞩的扩充，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在港大，佛朗士是许地山的同事兼好友，他经常出入许家。据许地山夫人周俟松晚年的回忆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山基于旧恨新仇，奋身走出书斋，奔向街头，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八年，孙夫人。在香港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保盟’一方面在国际上向华侨宣传抗日，一方面向全世界各地募集医疗药品器械、食品和其他物资辗转运到前线，支援抗日战争。地山虽不是‘保盟’成员，但由于志同道合，与孙夫人过往甚密。特别是她的助手、‘保盟’的司库、英国人法朗斯即佛朗士。先生，也是香港大学教授，与地山是同事和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联系，商讨募集物资和运输线路等问题。”由此可看出张爱玲与佛朗士及许地山的关系。

    但就在张爱玲大学毕业的前半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了香港，由于战火，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学校的文件纪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参张爱玲：《我看苏青》。也因此我们无法从文献上获得进一步的资料。

    我们知道张爱玲对“服装”有着偏好，除了从小熟读受其感染外，另一方面得自于她母亲：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羨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除此之外还有女性爱美的天性，张爱玲从小就以她母亲为榜样，“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然而父母亲的离异使她的梦想破灭，在她黯淡的青春期中，对自己服饰唯一的印象便是：“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捡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晚年她在《对照记》中说：“不过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致于后来一度Clothes crazy（衣服狂）”。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而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文中说：“张爱玲很喜欢特别，比如穿衣服，总要穿得和别人不一样。四二年，她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她穿上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钮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矮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

    由于对服装的喜好，使她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发表在《二十世纪》英文刊物长达八页的散文C）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上海创办的刊物。而据张爱玲自己说，她在港大的三年里，几乎没有用中文写过东西，为了练习英文，她连信也用英文写。再加上英文杂志所付的稿酬一般都比中文杂志高得多，因此她先向英文杂志投稿也是很自然的事。

    主编梅涅特对张爱玲的文章赞誉有加，他称她“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还在文章前面加了两段按语，大意是“此文对于我们读者中的女士无需推荐；对她们来说：‘时装’这个词的意义不言可喻。但为我们男性读者们着想，或许应该说明以下几页绝非仅是刊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