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女人底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丰间，样式可以谓没有多大的改变。近三百年来底中国衣服与古时不同，最明显的地方是由结带变为用钮扣。……从束带一变而成扣钮子，在衣服底形式上，最受影响底是领子和衿头。不用钮扣底时代是圆领或斜领，一用钮扣，便可以改成高领了。”

    “宽衣大袖已渐改成纤小，这原因可以说有三个：第一是外国材料底多量输入，是穷一点底人们也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人们再没有‘做一件，传三代’底观念，衣服称身底觉悟也就开始了。……第二是女人职业底开展。前五十年，女人底生活只如孔雀，在网屋里开开屏，但自通商口岸底工厂一开，在工厂女工们底生活有点像鸵鸟，所以也用不着过于美丽的衣裙。缝纫底方法日趋简单，阔镶密滚便跟着衰灭。第三是外国装饰底输入，这是使女子服装改变的更快底一大原因。……妇女们底服装欧化，同时，成为外国货底消费者。”

    许地山认为“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都与衣服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又说：“近五十年来，上海实是操纵中国妇女装饰的大本营。”

    是的，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从满州贵族的旗装到民初流行的短袄长裙，以及最为时髦的西洋女装同时并列，可以说，近三百年来中国妇女的服装，同时登上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据在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港大中文系，又于一九八五年接掌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说：“在学术方面，许地山教授为一梵文专家，所以在中文学院期间，曾开过有关梵文的课程，也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至于其他文、史、哲之课程，许教授因人手关系，自己也负起了大部分的教学工作。”

    而香港学者兼文学史家卢玮銮（小思）在《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纪程》中记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许地山为“中英文化协会”会员演讲，讲题为《三百年来的中国妇女服装》，该报导见于次日的香港《星岛日报》。因此许地山以英语讲“服饰史”是信而有征的，他不但在课堂讲授，在其他场合也以专题演讲过。而当时就读港大英文系的张爱玲很可能旁听过课或听过演讲，许地山对服装的沿革及服装受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影响的看法，甚至引起张爱玲相当程度的共鸣。因此当她因太平洋战争而于一九四二年春回到上海后，也就是由校门刚踏入社会，执笔卖“洋”文时，她选择了记忆深刻的“中国服饰史”为她文章的题材。当然张爱玲绝不是原文照搬，这其中有她独特的观察与机智的见解，因此她的《更衣记》绝不是“服饰史”一类的论文，她更着力的是从“穿”的形式中去看日常百姓思想的转变及浮世间的变迁。如果说现代作家中对服饰最感兴趣而展开研究的，第一位是许地山，之后还有沈从文；但对服饰最有感觉而使它成为小说人物独特话语的，当推张爱玲。服饰对张爱玲个人而言，是她炫燿、自慰和补偿心理的显现；而到她笔下时，除对旧生活的依恋怀念外，更多地是借服饰的变化和陈述句的形式，来暴露隐藏在华美衣服下人性的阴暗面，它成为捕捉人物灵魂的独特话语。

    我们看女主角曹七巧出场时：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的小脚裤子，瘦骨脸，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寥寥数笔，让人从她穿着的款式、色彩和行为举止，一眼就看出曹七巧的俗气与霸气。而当曹七巧失去姜季泽、失去了青春，又被黄金枷锁牢牢套住后，这时：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持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服饰色彩在此时映托出曹七巧希望的灭绝，浑身充满着鬼气与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