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国，则率军担任后卫。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快到建昌去，开辟新的家园。

    但这一目标，在李定国撤出昆明后，却发坐了根本性的改变。

    促使这一目标改变的，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马吉翔。

    让马吉翔改变目标的原动力，既不是来自于运筹帷幄的思考，也不是科学严密的论证，却仅仅是一个端不台面的“心理障碍”——他本人与建昌的文安之大学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想当年，在广西梧州，他为了实现“签字一枝笔”的梦想，机关算尽，手腕使足，终于把这位东阁大学士逼得“离朝出走”，跑到四川“另谋出路”。

    而如今，还没过了三十年呢，河东河西的地位，骤然倒置，自已则得跑到人家的地界上混口饭吃，这不仅让他颜面耗尽，而且权力丢光！

    遥望四川，马吉翔心事浩渺，愁肠百结！

    小人物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一已私利”，因此，如何说服“当家人”李定国同志把去四川建昌变成去云南永昌，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他马上想到一个同盟者，李定国的重要幕僚——金维新。

    之所以要“定位”在金维新的身上，是因为该同志和他一样，对北上四川也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金维新曾经和现任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的“所有权”，而结下了至今难以消解的“梁子”。此去建昌，可谓生死未卜。

    因为事关自已的“生死存亡”，金维新很快被拉下水，并成为说服李定国西撒的主力军。

    对李定国，金维新太明白了，讲困难是吓不住这个“铁人”北上建昌步伐的。

    但他己明显地感觉到，自从打败孙可望后，李定国己经深深患上了“揽权症”，任何企图挑战他地位的人和事，都会引起其高度的警觉和不安。

    就像马吉翔说服他一样，他也迅速找到了李定国的“心理障碍”。

    他对李定国“推心置腹”地讲：“我等新败，若去四川，袁宗第、郝永忠这些大顺军将领必轻视而不肯听命，皇帝也会厚彼薄我；东下荆襄后，如果这些人再立一些战劢，则也会和您一样被封为一字王。届时，在朝堂上的地位，您就会一落千丈！……”

    “不如我等还是到永昌，仍可自成一体，静待天下之变！”

    在权力的得与失、利与弊面前，“单纯”的李定国，也变得“不单纯”了，他同意了金维新的“建议”。

    大军忽然改道，撤往永昌。

    两个小人物的“私心自用”，让南明的历史，由此缩短。

    “改道令”一下达，立马产生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前锋不听话”。

    前锋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带领的部队，主要是“秦兵”组成，本对李定国已经心存不满，现见李定国朝令夕改，更是失望至极。他们集体拒绝执行改道的命令，继续北上，从此与李定国分道扬镳。

    二是“高官大内逃”。

    听说要撤到荒凉的边疆去，甚至还可能到落后的外国去。高官们那勤于思考、先知先觉的大脑，立刻便推演出可怕的后果。

    思想决定行动，感到“红旗打不了多久”的高官们，选择了不辞而别，到茫茫旳山林中，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先是吏部尚书张佑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左佥都御史钱邦芑这些“部级”高官内逃了，后是大学士扶钢这个“总理级”的高官也内逃了。

    当然，也有既不留下，还不内逃的高官，如工部尚书——王应龙。

    王应龙同志是个“工农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