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为这褒奖的，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和归宿。

    12月15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撤离昆明，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流浪（专业名词叫“狩猎”）。

    “东风无力百花残”，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在这个政权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阳光的昆明百姓。

    于是，城里城外、哭声鼎沸、生离死别、扶老携幼的人间惨象，永历帝又一次耳闻目睹，又一次柔肠寸断，却又一次无能为力！

    这支逶迤北行的队伍，共分前锋、主力、后卫三部队组成。

    前锋由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带队，其主要任务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剿匪安民，为主力和后卫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主力则像蚂蚁保护“蚁后”一样，簇拥着永历帝及其政府官员，经安宁、武楚、赵州，缓缓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