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能有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于做事来说，太难得。

    然而我也清楚，不知从何时起，在局部的空间里，争吵消失了，空气中充满着和谐，但总让人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大家都开始做人了！可是，该怎么做事呢？

    或许，就像现在的人们怀念天曾是蓝的，水曾是清的，奶粉曾是靠谱的，人与人曾是互相帮助的一样，难道将来我们也要怀念：办公室是可以吵架的，时常脸红脖子粗是可以制造更牢靠的友情的，事情做好做不好是有人认真的，没有什么是与自己无关的，真理是常被人捍卫的，而和谐不是没有争论的，说真话是被人尊敬并欢迎的？

    这近乎天真的语言，诉说着一种无言的悲哀。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我们都愿意在梦想中写入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大词，然而，有时，它必须先从办公室里慢慢做起。

    很多年前，歌词里的两句话，一直是我们思考的大问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大家都唯恐答案是后者。今日，莫非这担心已不再是担心，就像这首歌已不再有人唱起一样？

    杯满则溢，先倒了

    电视主持人是一个必须以出头露面为工作方式的职业，出名是这个职业的副产品，甚至是一个衡量你工作是否成功的标准。想想看，如果一名电视主持人，出头露面十多年，人们依然记不住他的名字，估计真是个大问题。

    但是，这“名”经常被异化、扭曲。

    电视就像一个放大器，很容易一瞬间让你被家喻户晓，就像我一次又一次说过的那样：“中央电视台这地方，拉条狗进演播室，连播一个月，中国名狗！”但是你自己一定得明白：“背靠大树，就真以为自己成了大树，这很搞笑！”

    事实还真就如此，电视主持人这个很难不出名的行当，经常让业中人士，把名气当成自己优秀的标志。其实，名气与优秀，还真不是一回事，有时甚至差得很远。这里面的泡沫成分一点儿不比房地产少，但是，无论主持人自己，还是众人，清醒者不多。

    我时常恐惧于这种泡沫的放大，恐惧中，常有一种不安。

    2000年底，我突然感觉有些干不下去了，有一些光环虚幻得可怕。那一年，我主持了悉尼奥运会，然后坐专机回国；被领导接见时，朱镕基总理竟然一进屋先与我来握手，然后才是奥运冠军们；还有不停地得奖，比如“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年度主持人”等等……

    在1999年的全国新闻界演讲比赛中，我获得了特等奖。但我难忘的不是奖杯，而是“做文与做人”这五个字，它可以视为一生的题目。

    作家刘恒大哥开我玩笑，“小白，如日中天，小心太阳落山啊！”

    我答道：“放心，大哥，换个地平线再升起一回呗！”

    这年年底，我放弃了刚刚改版的《东方时空》总主持人，关掉了手机，开始一个新栏目的研发。这是一个希望在午夜时分播出的评论栏目，播出时间决定着，如果这个栏目开播，它很可能躲到主流之外。

    没想到，这个研发过程波折太多，最后让我离开主持台近一年的时间。

    那是一段寂寞的日子，当然也是收入很少的日子。为怕母亲和家人担心，早上明知没事，也要早早离开家，去一个几乎没怎么装修的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和几个研发同伴一聊就是一天；没什么贡献的日子，吃起单位的盒饭都有负罪感。

    然而，这的确是一段“放下”的日子，如同里的话，“杯满则溢”，杯子满了，就再也装不下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