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领任务然后完成，天经地义，还有什么错吗？难道一群制片人定完的事情，年轻的同事还可以争取并改变吗？

    可是，为什么不呢？难道这些年轻的同事，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么多日子以来，开会及日常工作时，对他们的鼓励与期待甚至纵容？

    或许真的没看出来，又或者时代不同了，不再有鸡蛋碰石头的故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不就是一个工作吗，怎么干都是工作量，认真个什么劲儿！又伤了和气，又可能让领导不高兴。节目做不好，小事；职场中做人做不好，可是大事。

    说句实话，面对这样一种尴尬与无奈，我时常会想到十多年前时的工作氛围，想起自己的成长，以及一路争吵所走过的道路。做事的时候做事，做人的时候做人，两面都没耽误，争吵的同事，反而拥有着至今难忘的真挚情意。

    说起来有意思，1993年4月30日晚，也就是《东方时空》正式开播的前一天，在《东方之子》内部，就发生了我与制片人时间之间的争吵。为的是我希望按原计划开会制订接下来的工作安排，而不是临时高兴把酒言欢迎接新的同事，当时的我一怒之下甚至准备卷铺盖走人。然而，这样的争吵在当时是常态，制片人时间与同事们以及整个栏目组都非常适应，一番脸红脖子粗之后，会议按原计划召开，风雨过后照常前行。

    其实，在《东方时空》开播后的几年里，各个栏目组这样的争吵天天都有，大家对事不对人，真理越辩越明，一个节目该怎么做，向东还是向西，面红耳赤，但节目就这样上了台阶。同时栏目组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事情与自己有关。有不同意见随时表达，并不会去考虑复杂的面子、权威等问题，谁都相信，栏目真正做好了，才有面子，节目影响力大了，才真正有权威。

    记得那时的制片人时间常常为某个节目的问题大光其火，甚至严厉到当场让编导掉下眼泪的地步；反过来也常常如此，一群部下开会时将时间批得哑口无言是经常上演的情节。但这就是当时特有的电视创作环境，内部拥有着难得的民主与自由。往往在发生争吵的几个小时之后，大家又一起吃饭喝酒，就跟没事一样。

    评论部成立之后没多久，我得了一个外号“白文萨”，创意来自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起因是，当时的评论部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东方时空》如同延安，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员也带来新的问题，生活待遇存在差距，在电视台内部不被平等看待，权益需要维护。

    于是，我挑头和一群年轻的同事一起成立了松散的工会，并要求与当时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及其他领导对话，讨论权益问题。有趣的是，面对这一草台班子，孙玉胜们竟真的答应，并一本正经地举行了对话。虽然对话现场双方都激动不已，都拍了桌子，但问题却在随后陆续走向解决。于是有好事者，给我起了个“白文萨”的绰号。

    可能是惯出来的毛病，又或者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拥有着和几任领导争吵的记录，而领导们也习惯了这种争吵，大家都有一个不错的开关。做事时开着，下班或平常相处时，关上。在这样一种相对平和民主的气氛中，“平等”，这一被写进新闻评论部部训的关键词，才在工作之中，被真正地捍卫。而当它成为一种追求和生存的环境时，没人会担心或畏惧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而且，也真不会。反而是沉默无声，没什么真知灼见，才有可能慢慢出局。

    从我进电视台起，这十几年，从来没进过两任台长的办公室，从杨伟光到赵化勇。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找的，认真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同理，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连新闻中心主任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而且无一例外，都是主任找我。我感谢这些领导，也坚信着自己的想法，做好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