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怎么办，倒掉它。如同计算器，不管你曾经完成过怎样的大运算，想要重新开始，必须得复零。

    接近一年的时间后，独立放生的路被堵死，为我“虚度”一年而着急的孙玉胜副总编，将改造后并入又一次改版的《东方时空》，以《时空连线》的方式亮相，而由于无法回避的原因，我被迫必须担任制片人，一个不是官的官。

    制片人制，是1993年始于《东方时空》的改革举措，曾经为推动中国电视前进做出巨大贡献。然而，近十年时间过去，当我担当制片人之后，却发觉这制度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了，尤其对于每日播出的新闻栏目来说。

    它让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一股独大，节目好坏都由他来定夺，“独裁”痕迹明显，民主的气息不够。于是，我上任后，干了两件事：先是把我的工资关系全部移交到上一层部门，自己不与组里发生一分钱的财物关联；第二，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建立编委会制，大事小事由编委会民主制订，制片人的权力被大大削减。我的想法就是，当我们还无法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至少可以先改造自己的环境。果真，栏目组的战斗力大为改进，节目水平稳定并平均地提高，最关键的是，人才得以自由成长。像张泉灵、柴静等都是《时空连线》的主持人，王跃军、隋笑梅、王新宇等都是栏目的记者，而更有趣的是，过后几年，从这个三十个人的小组里，走出十余位主任及正副制片人。我想，这便是民主与自由的小小结果。

    2003年，借新闻频道开播之机，小小《时空连线》组，又创造出《新闻会客厅》和《中国周刊》（后改名为《新闻周刊》）两个栏目，都是由我来当制片人。一个人，负责三个新闻栏目，两个日播，一个周播，过去几乎没有。

    十几年前一起出发的老朋友，体重都长了，焦虑与压力也都长了。得到的与失去的，自己心里明白，只不过，老友聚在一起，笑容会多一些，如同烦恼又多了一些一样。在我们四人的中间，就是《东方时空》的创办者，我们的领导兼同行——孙玉胜。

    老问题再一次出现，“杯满则溢”。

    扶上马，送一程，该作的决定终要作出。几个月过后，栏目都已经打响，到了告别的时刻，2003年8月，我辞去三个栏目制片人的职位，重回一个单纯的主持人角色。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减法。虽然辞职的那一天，告别会开完，不过下午两点多，我开着车离开单位，突然不知道，我这车该往哪儿开，然后，漫无边际地随车逐流，但是我感受到一种难得的自由，这自由并非来自辞掉责任，而是因为卸掉了一种诱惑。于是，我很庆幸，手中的车虽然不知往哪儿开，但我还没有迷路。

    至于我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答案的版本有五个。

    永远正确版：一个人只能把一件事情做好。相对制片人来说，我做主持人可能更被需要。

    搞笑版：以前我妈说，别开车别当官！后来不得不开车，又要听妈妈的话，只好不当官。

    内心版：做制片人的同时，做主持人的思路就为此改变。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经常怕空播怕节目被“枪毙”，而让自己作为主持人的提问与评论越来越平庸地安全着。而辞去制片人，我又回到了白岩松这个角色，独立的思考再度归来，这对于主持人来说，十分重要。

    狂傲版：不当官，与任何人平起平坐；当了官，永远是人家的下级。

    为您服务版：我一离开，挪出很多个位子，兄弟们顺势都可以往上坐一坐，自由了自己，成长了别人，何乐而不为？

    ……

    于是到如今，我一直是一个永远本科文凭、在央视没有一张办公桌的普通群众，但是当群众不意味着没有责任，如同老记者艾丰对我所说：“小白，能够改变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