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误。当然，在古代这个充满牛鬼蛇神的传奇故事的社会里，戴延之记下了这种荒谬传说并不足怪，因为在当时，像郦道元这样具有科学思想而又愿意寻根究底的人，毕竟是少数。”

    有史料依据，或经过自己实地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的记载在《水经注》中不乏其例。然而，由于文献缺乏，足迹难至，对于这样的地区所流传的神怪故事，郦道元的态度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水经注》关于钱塘江涌潮所引起的潮神记载。在《水经注》第四十卷“渐江水”篇，郦道元在“北过余伉，东入于海”条目下注云：

    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吴，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云：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

    身居北方，而且当时还是处于南北分治的状态，郦道元不可能亲历实地，去观察钱塘江涌潮现象，因此，对于涌潮这一特殊的自然现象，郦道元只能借助其他文献来加以解释，于是，在注文中的文献涉及了枚乘的《七发·观涛》。枚乘的这篇文章，对涌潮描绘，颇有些骇人听闻。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面对这一特异的自然现象，谁也无法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所以相关的记载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荒诞。郦道元自然也无法对这一特异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然而，在无法得出正确答案时，郦道元既不轻下断语，他也不会轻信《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的说法，他只是给这一特异现象作了一个充满疑虑的简单的概括：“似神而非。”陈桥驿先生对郦道元的这个概括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似神而非’，意思就是说，事情确实神奇，但并不是伍子胥和文种所引起。由于他没有目击过这种现象，也找不到记载这种现象的可靠文献，所以他无法像批判铜翁仲那样说出一番道理。但对于伍子胥和文种与这种自然现象的关系，他显然是不屑议论的。所以就简单地用‘似神而非’四字结束这个荒诞的故事。”而对于郦道元的这一概括源自何处，陈桥驿先生也作了详细的辨析，他说：“有人认为郦道元之所以不信伍子胥和文种与涌潮的关系，是受了王充《论衡》的影响。因为《论衡·书虚篇》中有一段有关这个问题的话：‘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以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书虚篇》中在上述文字以后，还有一大段约900字的文章，用以证明子胥恚恨而为涛的无稽。在全部郦注中，卷五《河水》经‘又东过平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注中，曾引及《论衡》一次。说明郦道元确实是读过《论衡》的。不过在《渐江水注》中，他没有引及《论衡》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涌潮无关乎子胥、文种，这是理所当然，用不着引述《论衡》；也可能是他认为《论衡》虽然驳斥了涌潮与子胥、文种的关系，但毕竟没有讲出涌潮的道理，所以他无须引目。因此，他在《渐江水注》对涌潮所作‘似神而非’的结论，是否受到《论衡》的影响，这里无法肯定。”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陈先生又指出：“与王充习惯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的意见迥异，郦道元常常借古人古书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西北流注之’注云：《汉武帝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