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这同一区域内，1933年黄河河堤决口五十多处，淹没六十多个县城，受灾百姓三百六十多万，死亡一万八千余口，致使无数灾民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外出逃生……

    在那些逃难的灾民中，有一家河南花园口人。当年，十多岁的张新年随父母和两个妹妹逃荒要饭到了陕西，落脚在陕西境内关中东部的黄河滩上——原朝邑县平民乡。张新年开始给人扛长工，出苦力，母亲给人洗衣做饭。渐渐地，勤劳吃苦的河南人张新年给自己挣下了几亩土地。张新年说：“移民之前我们在黄河滩有很好的生活。”那时候，张新年耕种着十几亩地，有着自己的一院六间房，家里有架子车、飞鸽自行车，三四只奶羊，一条大耕牛，还有双铧犁，更有一个一亩八分地的果园，园内桃李杏树成行……1959年，作为三门峡水库移民，张新年含泪告别了这一切。告别了富庶的家园和流淌了二十五六年血汗才养育成了肥田沃土的黄河滩……

    张新年迁移到了澄城县罗家洼乡车盖村。

    和李仪祉先生的家乡蒲城县一样，这里也是渭北旱原沟壑区。移民到这旱原上时，张新年的六间房，只折合人民币1600元。所有的家当，或贱卖，或丢失，变得几乎一贫如洗。他说，搬迁上原时，他只拉了一个织布机和母亲的一口棺材。需要指出的是，张新年的这种经历在三门峡移民中相当普遍。农民的搬迁和城里人的搬家不同。农民的房屋、土地、祖坟带不走，打的井、种的树、石磨石碾等等都带不走。而这些，却是农民祖祖辈辈积累起来的家业与财富。移民一次，农民元气大伤，许多许多移民就是如此陷入了赤贫……

    这是张新年一生中的第二次迁徙。一次因黄河决口，一次因国家要修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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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1933年因黄河泛滥而逃荒到这片黄河滩的难民中还有一对山东济宁夫妇。丈夫叫程光学，妻子叫赵玉君。这对年轻夫妇带两儿一女在当时的荒滩上辛勤劳作，男人下窑挖煤，女人给人纺线织布洗衣。到后来，他们也在黄河滩上过上了和张新年同样的“很好的生活”。他们也同张新年一样，于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安里乡高槐村。

    这里，同样是渭北旱原沟壑区。

    据朝邑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年前后，黄河河滩东移，显露出一片荒滩。至民国三十年前后，因河南、山东等省遭殃流落于此的难民，便在此建立家园，垦荒种地。因此，朝邑县黄河滩居民的组成约来自十三个省份二百余县，其中，以河南与山东人为主。五十年代中叶，即三门峡大坝修建以前，这里的一个劳动日值2~3元，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十四亩，主要农作物花生的产量占陕西全省总产量的90%以上，家家户户“三转一响”【注：当时富裕生活的标准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但1959年前后，他们却必须搬迁了。

    三门峡水库移民分为远迁和近移两种方式。

    1956年，陕西省将32380人集体迁安在了宁夏靠近内蒙古沙漠地带的贺兰、惠家、陶乐、永宁、中卫、中宁等县。河南省则将7879人远迁到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敦煌。迁安之前，对这部分移民的政策便是，“以集体安置开垦大片荒地为主”。当我们今天检索当年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当从尘封的档案中赫然入目地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心里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是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像是安置为国家的水利建设作出牺牲和贡献的水库移民，这是垦荒啊，是发配到边塞的一种类似于“流放”的安置方式！水库库区占用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以后，这些勤劳善良的农民实际上是被集体发配到了边塞荒漠地区屯田垦荒……

    华阴县义和村原本是一个人丁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