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的那天下着雨，奇怪得很，在我们的记忆里，凡是和移民有关的重要日子都下雨。华山脚下共青团誓师那天下雨。第一批到宁夏移民先遣队走的那天下雨。多年后，我们返回库区的那天，还下雨……”

    这似乎就是个不祥的预兆。

    从1956年到1958年远迁宁夏的有三万多陕西移民。

    移民大批迁移的1958年、1959年，正值极“左”思潮泛滥的大跃进时期。移民经费的补偿标准几经变动，愈变愈低。由于补偿标准过低，土地国家既没有征用，也没有给予补偿费，靠土地赖以生存的农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祖祖辈辈在关中的肥田沃土，遂陷入贫困而不可自拔的境地。大跃进时代人们头昏脑热刮起的共产风、无视农民的土地利益，终至埋下了数十万移民几十年贫困的不幸种子。这枚苦果，是当时热衷于“放卫星”的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们始料未及的……

    从1959年秋到1960年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又有15万多移民迁出库区。水库蓄水后，又将黄渭洛河沿岸回水影响的近9万人后靠安置。至此，三门峡陕西库区共移民28万多人。与陕西隔河相望的山西省移民4700多人。此外，7万多河南人也离开了他们生养栖息的土地。

    库区淹没涉及陕西省的潼关、华阴、华县、朝邑和大荔县。山西省的平陆、芮城和永济县。河南省的灵宝和陕县。其中，以陕西省的淹没面积最大，约占全部三门峡库区总受淹面积的80%。据资料表明，三门峡陕西库区335米以下土地100万亩。其中，耕地75万亩。搬迁朝邑、潼关两个县城，21个乡镇，253个村庄。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三门峡水库是人类一个失败的作品，只要是“作品”，就还可以修改。但为修建水库而迁移出去的农民呢？迁移出去的百姓却不可能轻易地再回到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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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上溯一千二百年，公元八世纪，瘦削而忧伤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忧国忧民的诗篇、著名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的故事发生在今河南省新安县，《潼关吏》的故事发生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即古时候的桃林寨，《石壕吏》的故事则发生在今河南省陕县东南七十里的一个小村庄，也即今三门峡大坝的所在地。潼关、陕县、新安恰恰是当初苏联人选择坝址时所勘察的潼关至孟津段黄河流经的区域，也是黄河水流湍急、在中条山和崤山的夹峙中，穿峡而过的晋陕峡谷地带。三门峡水利枢纽建在陕县三门峡，回水淤积影响到潼关，而在孟津以西的新安县则也在三门峡受益地区。如此，杜甫当年看到的由于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不幸和苦难，也就恰恰发生在这片黄河流域……

    冥冥之中，这，又在启发我们什么呢？——

    民生。

    杜甫忧国忧民的是民生。

    是百姓的生计，是百姓的生存。

    如果说，修一座三门峡大坝要几十万移民付出几代人的血泪和痛苦——截至笔者接触和采访三门峡陕西库区移民的1994年，38年后，人口的自然繁衍，三门峡库区的陕西移民已经增至45万多人，移民已经是三代人——那么，这样的水利工程要它和不要它之间究竟应该做何选择？

    民生，还是民生的问题一个水利工程绝对不应该忽视的问题。

    民生，百姓的疾苦，杜甫想过，说过，写过。

    我们呢？我们今天还在想，还在说，也还在写？

    ……

    现在，让我们从公元八世纪下展一千多年，再从孟津《新安吏》的故事发生地顺流而下至郑州花园口，就是1938年国民党扒开黄河大堤后受灾最惨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