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可供食用，要长途转输，从内地运送，途中耗费特大，所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一钟为6.4石，即起运近192石粮食，经沿途消耗损失，到目的地只有一石了。虽有夸大，但沿途消耗损失巨大却是实情。要及时而有效地解决给养问题，只有就地垦种，生产粮食。说河套引黄灌溉始于秦始皇时者认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早已创建了无坝引水灌溉的都江堰和有坝引水灌溉的郑国渠。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以后，全力经营朔方，移民充实边区，变牧地为耕地，达到自给自足，而利用累积的水利技术经验，引黄河水流，开渠灌溉，发展农业是必然之举。但当时的引黄灌溉不是大规模的，史籍上对一般较小工程是不会记载的，即使有私家记载，经过秦末的战乱也会散失。”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因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或考古依据，只能作为“相传”。史书有记载的是河套引黄灌溉始于汉武帝时。《史记》记载，公元前209年夏天秦始皇死后，“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秦亡汉兴，汉初国力较弱，采取和亲之策，与匈奴友善，而匈奴仍不断入寇汉边境，掳掠人畜财物。使北部边郡“不得田畜”。到汉武帝时，经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盛，遂于元朔二年【前127年】使大将军卫青、李息等“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武帝还采纳平津侯主父偃的建议，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万口，从事屯垦，以省转输”。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大水，民多饥乏，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元狩五年【前118年】，又将天下奸猾吏民迁徙到北部边疆。元鼎六年【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武帝时连续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从事垦种，并实行军屯，大力经营。“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过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说明今包头以西至兰州附近之间的黄河沿岸冲积平原上，都在开渠引黄河水灌溉。“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十万数。”表明当时开发引黄灌区付出了巨大代价。元封二年，武帝率群臣百姓堵塞黄河瓠子【今河南濮阳以南河堤】决口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里所说的西河，据唐朝人杜佑考证，是指今宁夏灵武至内蒙古五原这一段黄河，不是指西河郡。从上述记载可知，河套地区引黄河水灌溉始于汉武帝时是可信的。

    至今在河套平原各地发现的汉城、汉墓群遗址，也证实了这里在汉代确有过相当规模的开渠屯垦活动，历史上有名的高渠、光禄渠、七级渠、汉渠等古渠可能就开凿于汉武帝时。

    以农为本的中国，治水是治国安邦的大计。水利事业的进退，历为朝代兴衰的有力佐证。河套平原的水利，从汉武帝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也是盛进衰退，但总在前进着。

    东汉前期【25—88年】，河套平原的水利灌溉在西汉开创形成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到安帝时【107—125年】，由于西羌强盛，入侵边郡，战乱频繁，为避战祸，官吏百姓纷纷内迁，边塞空虚，水利废弛。到顺帝时【126—144年】，西羌北徙，边郡又趋安宁，汉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书请复三郡疏曰：“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帝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书奏帝乃复三郡【即安定、北地、上郡】，“使谒者【即河堤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本县，缮城郭，置侯驿，既而激河浚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