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的分歧，他说：“人们常常用两分法来看待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改革的战友之间，一部分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利益上的问题。”

    在讲完这些话后，吴敬琏十分感慨地再次引用了捷克革命家伏契克在中所说的那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3月20日，吴敬琏南下江苏，在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讲座，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中国股市泡沫经济是存在的，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庄家是触犯刑律的，庄家也是触犯民法的，而且庄家和上市规则也不吻合，但现在谁都不把它当回事，而且在某些大型媒体上还可以公然讨论‘跟庄走天下’，这种视法律为儿戏的股市现状太不正常了。别人不说，我岁数大了，不讲白不讲。”同时，他反对政府用托市的办法来“拯救”股市。

    3月24日，吴敬琏在北京参加《读书》杂志社的座谈会，再谈股市异象及经济界的腐败现象。

    他说：“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端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这两者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互相加强。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这两条道路都是歧路。由于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就越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那么这种复杂的局面，是否因为改革理论的匮乏而造成的？吴敬琏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认为：“在过去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作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经济理论素养，但还是作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这往往是与论者的利益取向相联系的。比如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上隐含的是选择有利于寻租活动的方案还是选择能够铲除寻租条件的方案，道理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些人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维护前者和反对后者。例如80年代后期关于要不要放开价格的争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股票市场的争论，在我看来大体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吴敬琏的这段言论是十分严厉的，他的指责对象直指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因此就更招人怨恨了。

    也是在3月的下旬，《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出版。它不但出现在全国各大书店，甚至还被摆放在街头的书报摊上，这在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吴敬琏专门写了长达2万字的前言《股市七题》，将5位教授与他的争辩论点分为7个，进行了逐一的反驳。他决定以此作为争论的总结，从此不再开口。

    在这篇前言中，吴敬琏进一步强调了他对股市无序、过度投机和泡沫膨胀的担忧。他认为，当前中国股市的股票平均换手率太高——2000年上海股市的换手率达499.1%，明显处于过度投机的状况，如果没有投资活动与之并行，单纯炒作并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他写道：“看来我对股市功能定位的设想的确与一些证券专家有原则的分歧。例如厉以宁教授曾经有一个‘击鼓传花’的传神比喻，为他心目中的股市定性。他说，股市是可能全赢可能全输，就像击鼓传花游戏，鼓声停了，‘花’在谁手里谁就被套了，但是下一轮鼓声再起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把‘花’传出去。”他不能同意这种“靠‘击鼓传花’游戏就能增加国民财富”的观点。

    他似乎还特别在意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人对他的动机和专业能力的批判，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