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的似乎是乱箭齐飞的状况，所谓的“是非”，并不像过去那样的泾渭分明，甚至可能是越辩越糊涂。他不是一个喜欢戏剧化的人。

    在5位教授的恳谈会开过4天后，2月15日，吴敬琏出现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的“香港上市中国公司研讨会”上，面对众多记者的追问，他没有讲话。在做了题为《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学术报告后，未等会议结束，他便在大会保安及随行的“保驾”下，悄悄“撤离”会场。不过，在大饭店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餐厅门口，正在打手机的他还是被紧追不舍的《中国经营报》记者拦住了。

    记者问：“对5位教授联手开会驳斥你的观点有何感想？”吴敬琏说：“我没仔细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让大家来判断这件事。主要得看意见的正确与否。正确的意见占上风，就有正面的作用。现在到底谁是正面谁是负面，还得让大家来判断……现在不论我说什么，都会有人批判的，而且是专门针对我说的话。我一说，马上会有人批判。其实在刊物上，已经有批判了……我也不能再答辩了，因为再答辩的话，我们中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甚至会完全不行的。”

    整个对话只有10分钟。记者在刊发的稿件中揣测说：“当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和中国的股市发生矛盾时，那些既得利益者势必会维护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掺杂了诸多因素在内的中国股市作为新生事物的发展，道理上应该去保护它。但如果为此而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样的辩论将无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曲终人散后，它所引发的问题真正解决吗？此时，吴敬琏的沉默也许有他沉默的道理。”

    大凡熟悉吴敬琏的人都知道，这位外表温润的南方人其实有着特别倔强的个性，他是不可能轻易放弃或妥协的。就在那段时间，他白天讲课，晚上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撰写论文和编辑旧作。上海远东出版社建议他把自己关于资本市场的思想梳理成册，他同意了这一意见。

    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如期召开，身处舆论漩涡之中的吴敬琏已“无处可逃”，他一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就被上百位记者团团包围。媒体报道说：“在政协经济组的每次讨论会上，只要吴敬琏发言，几十只话筒和录音机就递到了他的嘴前，记者们的大量‘围攻’不仅影响了他的正常发言，也给会议的讨论带来了干扰。”不堪其扰的“两会”新闻组只好破例做出了一个安排，它通知全国媒体：9日下午，吴敬琏将在京丰宾馆召开一场个人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吴敬琏一坐下来就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记者们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您对股市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资者因为赔钱而指责您，您如何对待？现在最想对股民说什么？”

    吴敬琏答：“有时候现象和本质不是很分得开，从一个时间段来看，庄家的炒作的确会使中小投资者赚钱，但从整个周期来说是不可能的。单纯的炒作或者说和投资无关的单纯的投机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它也就是在不同的所有者的口袋中间再分配。一种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当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政府资金入市，相当多的人都会发财。问题是这个银行的资金和政府的资金早晚是要还的。它最后落在谁的身上？比如说去年有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可以把股价顶起来，这样不但庄家可赚钱，中小投资者拿到的钱也不少。但是这个钱是空的，它的背后是什么？如果是由物质财富做后盾的，政府把这些钱，全国人民的钱拿来了，投进去了，那就是全国人民做了贡献……董辅教授也说过，‘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进行着激烈的短期投机，这是我们通常说的炒买炒卖。’如果（炒股）是这样的概念，怎么创造物质财富？我就不懂。说‘全民炒股’是大好事，我不能理解。”

    吴敬琏还有感而发地谈及了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