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专门就“专业精神”与“平民意识”发表了一番评论。他说：“老实说，我把诘难者指责我过多地为中小投资者讲话，有太多的‘平民意识’，看作一种表扬，只怕自己的工作当不起这样的赞誉……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是什么’的问题。然而，经济学涉及人们的物质利益，因而往往是现实性很强的一门学问，除了揭示事情的真相，在大多数场合还要进一步作应用性的研究，提出规范性的意见。依我看，这便是最起码的专业精神，而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中人的命运也是经济学家的本分。”

    在《前言》的结尾部分，他写道：“我在前面提到的诘难，有些来自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他们在过去为实现市场经济改革的共同目标对我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至今记忆犹新，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动。不过我总是觉得，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日后来看，吴敬琏与五教授的这场大论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结论的战斗。双方的论点互有交集。通过这场论战，让一个事实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观察经济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标。“改革”这个名词，有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吴敬琏显然是清醒的。

    就在经济学家们激烈争辩的同时，中国的股市跌宕起伏。在2001年1月急跌之后再现涨势，几个月后，股市大盘再现高位，6月14日，上证指数达到2？245.42点，3天后，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于市场担心证券供应量急剧增加，再加上股价操纵行为泛滥，内幕交易层出不穷，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股价由此一路走低，开始了绵绵数载的大熊市，到2005年6月，上证指数跌至998点最低谷，前后历时整整48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