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既指消灭共产党的革命武装，也包括削弭胡汉民、陈济棠等反蒋派系的政治和军事反抗活动。

    蒋介石这个讲话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由于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并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原来反蒋派系的政治态度有所变化，蒋提出的“安内攘外”的含义逐渐缩小，变成专指内对中共、外对日本的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内政、外交的政策基础。

    蒋介石为何要把消灭共产党置于应对日寇对中国的侵略之先呢？

    蒋氏认为，抵御日本侵略乃是手足捍卫头脑，“围剿”红军则是拔出“心腹疽毒”。按照他的理解，日本虽然掠我国土，杀我子民，但他还可以卖国求荣，苟且偷生地继续掌权，而共产党就不同了，它的目标是要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因而，共产党才是蒋氏政权的最大威胁。蒋介石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而不得。这就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权力，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

    如此充满个人私欲、不顾民族和人民利益的谬论，蒋介石还生怕别人听不明白，不遗余力地进行宣扬。他专门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委任陈诚为副团长，召集全国军官轮流受训，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和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思想。在国民党政府军中一提“蒋委员长”，或一提“领袖”就必须立正的规定和风气，就是从此开始的。

    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讲话，阐述他的思想。影响较大的有：《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剿匪要实干》、《蒋委员长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等等。蒋氏在这些讲话中，“严令剿匪部队，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希望党政军各方同志，须专心剿匪。”他反复告诫部属：国家大患不在日本的侵略，而在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一次讲话中，蒋介石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剿匪，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为什么呢？他说：“在外患日迫，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中国内部若是仍无办法整理，则中国必不能继续苟延存在。”为什么不先“整理内部”中国就无法存在了呢？他的回答是：“现时的匪区，是中国的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匪患，真是国家的心腹之患，此时如果不能立即肃清，中国就决不能够复兴，唯有灭亡而已。”这些话，事实上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红军长征之途，那可谓大部是地老天荒之地吧，但蒋介石依然是兴兵数十万，穷追猛打。

    为了消除共产党这个心头之患，蒋介石把如何与共军作战的原则，编写成《剿匪读本》、《军人精神教育》、《孙吴兵略问答》、《步兵操典纲领》、《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剿匪部队训练要旨》、《封锁法规汇编》等13种书籍，发放范围从基层军官到高级将领。

    纵使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想尽各种办法，但其错误的战争指导终使其如意美梦成为异想天开。

    蒋介石对自己那套置民族、国家大义而不顾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也感到心虚。为了证明这套政策理论是有根有据、不是他凭空杜撰，苦思冥想之后，终于从历史上找到了根据，这就是1840年以来的晚清王朝。从慈禧到宣统，都是靠对外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高举屠刀，镇压反抗而维护其没落统治的。蒋介石也要学习晚清的皇帝，国家虽遭受劫难，自己却稳坐“龙椅”。他还号召军队高级将领学习曾国藩，要像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那样，消灭共产党和红军。1936年4月28日，蒋介石在湖南长沙对教育界发表题为《军训之目的与救国的基础》训词，明确提出了学习